來源﹕中國新聞網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後﹐時任國家跳水隊副總教練的于芬在隊伍解散後﹐別離國家隊至今。之後12年間﹐于芬在清華跳水隊培養了伏明霞(復出後訓練)､何姿､林躍等一大批世界及奧運冠軍苗子。
作為中國最優秀跳水教練﹐她卻始終與國家隊無緣。
不接受國外高薪聘請﹐不認同國家隊員“准入”機制﹐不滿游泳中心獎金分配⋯⋯屢向國家現行跳水體制和負責人發動“炮轟”的于芬﹐到底為什麼﹖為什麼國家隊始終不能對她敞開大門﹖
★ 本刊記者/唐磊 張鷺 丁塵馨
11月4日﹐國家跳水隊前副總教練于芬的代理律師王兆峰向國家體育總局監察局發出律師函﹐望監察局重新調查于芬舉報的“國家跳水隊領隊周繼紅侵吞獎金”事件。這使從10月底再塵囂而上的“于芬檢舉國家跳水隊獎金事件”又進一步﹐更加勾起眾人的好奇心和疑惑──于芬少拿了多少錢﹖她為什麼總是對國家跳水隊及其領隊周繼紅不依不饒﹖
到底她想要得到什麼﹖
風波起因﹕再次無緣國家隊
事實上﹐很多國家隊在獎金分配上都存在內部爭議﹐卻一直沒有被大張旗鼓地曝光于媒體及公眾視野﹐一位在國家體育總局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有的因為問題不大沒深究﹐有的因為當事人都還要繼續在這個圈子做事﹐所以就能忍則忍。另外﹐很多獎金出自地方各級政府､企業﹐甚至是個人﹐這部分獎金多數無從查證﹐也不可能按現行規定進行分配。而在國家隊受了“委屈”的教練員和運動員﹐往往也可以從地方找到“安慰”。
而在相關部門給出獎金清單後﹐于芬仍死死“咬住”周繼紅不放﹐也說明于芬真正在乎的並不是錢──重回中國國家隊執教﹐才是于芬最大的心願﹐為此她在這些年拒絕了無數來自國外的條件豐厚的執教邀請。
就在本文截稿前一天﹐《中國新聞周刊》在致電于芬時﹐她還“提醒”記者﹐“現在不能一直說不讓于芬進國家隊。如果人家讓于芬上了﹐我們還在那攻擊別人﹐就給另一批人抓了把柄了。”
沒有人能否認于芬是中國跳水項目最優秀的教練﹐而且她帶出的弟子﹐從伏明霞､郭晶晶到林躍等一系列運動員﹐持續不斷地在各大小比賽中獲得冠軍。本屆奧運會的冠軍中﹐有三名隊員直接來自于芬的培養﹐其中女子三米板､雙人三米板冠軍郭晶晶曾師從于芬5年多﹔女子雙人十米臺冠軍王鑫2001年進入清華跳水隊﹔男子雙人十米臺冠軍林躍出自清華。而中國男子跳臺頭號主力唯一的亞軍周呂鑫﹐于1998-2004年間在清華大學跳水隊受教于芬。
可自從1996年離開國家跳水隊後﹐于芬再也沒能回到國家隊。
雖然于芬在檢舉信曝光的第一時間就表態﹐自己檢舉獎金問題和自己想進國家隊沒有關系﹐也不是和周繼紅的個人恩怨。但仍有人猜測﹐在這個時候﹐再次拋出9個多月前的檢舉信﹐是緣于10月24日國家游泳中心公布的奧運會後最新一批國家跳水隊運動員､教練員集訓名單﹐又一次將于芬及其現帶的清華弟子拒在國家隊大門之外﹐惹惱了于芬。
這份名單共有55人之多﹐但于芬和她現在的清華弟子無人在列。就連剛剛在全國跳水錦標賽福州站奪得女子三米跳板銅牌的施廷懋也不在名單之列──施廷懋已經在清華跳水隊練了兩年。
于芬的執教能力很強﹐這點無人質疑﹐被稱為跳水“夢之隊”的中國國家跳水隊三代女子領軍人物(高敏､伏明霞､郭晶晶)﹐有兩個人是于芬一手培養的﹐其他世界冠軍級運動員就更多了。伏明霞是于芬一手帶出來的﹐而郭晶晶在于芬雕琢四年後﹐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前的國內選拔賽上﹐戰勝了伏明霞。
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在國家隊的許多骨干和新興力量也都是于芬一手教出來的。2008年奧運會﹐中國跳水隊8個項目的集訓隊員中﹐6個項目有于芬帶出的隊員。“按照通常的教練員選拔﹐很多教練會跟著自己帶出來的優秀運動員一起進入國家隊。如果教練優秀﹐會固定地留在國家隊當任教練。”北京體育大學體育人文社會學教授熊曉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即使這樣﹐于芬還是無緣進入國家隊備戰奧運。
于芬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2007年下半年﹐她曾正式向總局領導提出重返國家隊的申請﹐但回歸國家隊的申請公開後不到十天﹐她三次被游泳中心以不同形式､不同人､不同說法予以回絕。
于芬回到國家隊的障礙﹐不在其水平､不在政策﹐又在于什麼﹖
12年前被迫離開國家隊
事情得從于芬怎麼離開了國家隊說起。
1987年底﹐還在湖北省跳水隊任教練的于芬被借調到國家隊帶李青﹐准備1988年漢城奧運會﹐1989年底于芬又帶著1987年全運會後挑中的伏明霞､肖海亮參加了國家隊少年集訓﹐1990年1月于芬正式入選國家隊。
1993年﹐于芬被任命為國家跳水隊副總教練。當時的國家跳水隊總教練是徐益明﹐一位可以稱得上中國跳水“教父”的人物﹐他創造的許多訓練方法沿用至今。
于芬當時執教伏明霞這樣的主力﹐深得徐益明的器重。
核心隊員所在的組﹐該組的教練自然比較受器重﹐徐益明時常幫扶于芬﹐甚至常在訓練中親自幫于芬的隊員拉保護帶(陸上訓練的一種器械﹐讓隊員模擬空中動作)。慢慢地﹐隊裡開始有人覺得總教練偏心。加上當時于芬在隊員分配､訓練安排等事情上﹐給人一種“以我為核心﹐以後大家都得圍著我轉”的感覺﹐跳水隊有些教練逐漸產生不滿。
“兩名教練都是事業型﹐埋頭鑽研技術﹐但都不擅長處理人際關系。”曾任國家跳水隊領隊的王鐵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個性太強和人際關系的“隱患”﹐無意中為之後中國跳水隊教練隊伍的變局埋下伏筆。
但最終導致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後﹐國家跳水隊解散﹐總教練徐益明､副總教練于芬都不再被國家隊聘用﹐還有另外的原因。
作為中國跳水隊的“功勛”人物﹐加上體育人好勝直率的性格﹐跳水隊總教練的徐益明﹐對主管相關領導並不大買賬。“徐益明屬于順毛驢的﹐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批評他﹐他肯定要頂回來。”跳水隊的老領隊王發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996年4月﹐離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僅兩個月時﹐中國跳水隊還在進行選拔比賽。“徐益明當時的意見很大﹐他認為這等于是窩裡斗﹐斗來斗去斗得大家筋疲力盡﹐而且打亂了他的訓練計劃。”時任國家跳水隊領隊的王鐵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的意思是某些(領導)官員根本不懂訓練規律。”
針對奧運備戰､選拔等問題﹐徐益明還在中央電視臺的《體育沙龍》節目中公開放了幾“炮”。他與相關部門領導的矛盾由此公開化。
而恰在選拔賽中﹐上屆奧運會冠軍孫淑偉輸給田亮､肖海亮﹐無緣奧運會。孫淑偉所在的廣東隊因此對徐益明不滿。
“最後男子10枚金牌未能拿到﹐後來有人說是徐益明的責任﹐⋯⋯以前積蓄的矛盾就在這時爆發了。” 時任中國跳水隊領隊的王鐵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那時甚至有地方隊教練聯名寫信要徐益明下課。整肅徐益明也由此從上至下地開始了。
王鐵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6年奧運會後﹐自己負責統計分配比賽獎金﹐根據政策規定﹐總教練徐益明只能拿到50500元﹐而直接帶隊員的副總教練于芬能分到近百萬元。王鐵生打報告﹐希望上級單位能另撥款獎勵徐益明﹐未果。于是﹐王鐵生就動員跳水隊的教練們﹐希望大家每人拿出一部分獎金﹐提高徐益明的獎金額度。“其他教練都答應了﹐就于芬不肯。”王鐵生說。
這件事也讓跳水隊的一些教練對于芬有看法。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後﹐國家跳水隊解散後重組。
1997年11月1日﹐國家體育總局改革﹐運動隊都從訓練局剝離出去﹐單獨成立各個項目的運動管理中心。它相當于是體育總局各個項目的辦事機構﹐管辦結合。
總局改革還有一個背景﹐當時的北京市天壇公園東側的一條體育館路﹐將中國的體育核心區分成兩塊﹐南邊是訓練局﹐北邊是體委(後改為體育總局)的機關單位。沒有運動管理中心的時候﹐管隊伍､管隊員都由訓練局負責。很多人認為訓練局的權力太大了。分權﹐是改革後的客觀結果。
改革後﹐競體三司的游泳處被取消了﹐曾和徐在奧運選撥等問題上有爭執的郭慶龍出任游泳中心副主任。國家跳水隊重組。原總教練徐益明､副總教練于芬都未接到任用通知﹐也沒有接到解職通知。
1997年11月﹐國家跳水隊重新集中﹐備戰1998年世錦賽。由于是臨時組隊﹐沒有任命總教練或主教練。周繼紅開始出任隊干──相當于副領隊職務。
從此﹐中國跳水隊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周繼紅時代”﹐也糾纏著延續至今的“兩個女人的戰爭”。
周于兩人到底有什麼矛盾
不論是清華“准入”事件､于芬要求回國家隊､檢舉獎金﹐幾乎每一次﹐于芬“出事端”﹐都會被輿論說到是她和周繼紅倆人的私人恩怨。而于芬總是無緣國家隊﹐也被歸咎為是周繼紅從中作梗。
但具體是什麼矛盾﹐沒人能說清楚。于芬也多次否認與周繼紅有私人矛盾﹐周繼紅對此更是閉口不談。周繼紅在于芬“炮轟”始終﹐也從未出面代表個人或官方予以回應。可兩個同根湖北的老鄉﹐目前中國跳水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女人﹐卻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于芬本人的運動生涯因為受傷﹐並不輝煌。1975年﹐18歲的她進入國家隊﹐半年後因傷退役開始擔任教練﹐之後逐漸成為徐益明最得意的教練之一。而在1984年﹐19歲的周繼紅獲得洛杉磯奧運會女子10米臺金牌﹐是徐益明培養的第一個奧運冠軍。
在周繼紅公開的履歷表上顯示﹐她1986年7月退役後﹐回湖北任教﹐後入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習。1990年畢業後繼續在國家跳水隊任教﹐現任中國跳水隊領隊。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周繼紅退役後﹐曾到北京大學念英語。但在念了兩年入學前補習班﹐都沒有通過﹐被北大退回。後到湖北省隊等待分配。1992年奧運會前﹐時任跳水隊領隊的王發成將她招進國家隊﹐給當時譚良德的教練劉恆林當助手。“助手就要看一下訓練﹐但沒有權利訂計劃﹐有的甚至連拉保護帶都沒有資格。”時任國家跳水隊隊醫的楊國賢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
當時在國家跳水隊的一名管理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1996年奧運會之後﹐周繼紅找到徐益明﹐希望進隊當教練﹐並提出了條件﹕要帶主力隊員､不出早操､不拉保護帶等。
這讓徐益明撓頭了。本來愛將要回來執教是好事﹐但是周繼紅幾乎沒有執教經驗﹐不可能馬上把主力隊員交給她﹔而且拉保護帶是基本功﹐教練不拉保護帶﹐沒這個規矩。至于不出早操就更不能接受﹐對徐益明很熟悉的領隊王鐵生告訴記者﹐徐益明自己就沒有一天不出早操的﹐每天6點之前他必到宿舍叫運動員集合﹐全程參與一個小時的早操。跳水隊的早操強度之大在訓練局裡也是出了名的。
徐益明沒有答應周繼紅的要求﹐但讓她從二線隊員裡頭隨便挑﹐周繼紅沒接受﹐此後此事就沒了下文。
之後﹐周繼紅懷孕､生孩子。“差不多十來年周繼紅沒什麼事干﹐她經常到我那串門。”認識周繼紅的人向本刊記者比劃著﹐在這期間﹐跳水隊在總教練徐益明管理下﹐周繼紅仍享受著運動員的伙食標准﹐還可以領運動服。但周沒有從事具體的教練和管理工作。
一位國家跳水隊的資深人士認為﹐周繼紅生徐益明的氣﹐可能在後來也遷怒到徐益明器重的于芬身上。
回歸國家隊的路有多遠﹖
離開國家隊之後﹐于芬輾轉到清華大學組建跳水隊﹐1997年﹐她開始探尋體教結合的新型運動員培養模式。它沿襲50年代時﹐由政府調控､國家負全責､投入巨資﹐集中培養運動員﹐由此形成的“一條龍､三級網”的流水線訓練模式──教練通過與幼兒園､小學老師建立聯系､挑選有潛質的孩子吸收到業余體校﹐經過封閉或半封閉的訓練與優勝劣汰的競爭﹐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體工隊﹐直至國家隊。它有別于當下的中國運動員傳統的單一的專業訓練培養模式。
清華跳水隊在于芬的訓練下﹐通過一邊上課一邊訓練的方式也逐漸培養出了一批優秀隊員﹐包括退役又復出的伏明霞當時也是在清華訓練後﹐又奪得了奧運冠軍﹔受傷被國家隊放棄的李成偉來到清華訓練﹐又重新奪得多次全國冠軍﹔現在的國家隊當家隊員､奧運冠軍周呂鑫､何姿､林躍等小隊員都從清華跳水隊起步。
2000年﹐周繼紅出任跳水隊領隊﹐而從1997年重組後至今﹐國家跳水隊就不再設置總教練或主教練之職。這在其他所有項目國家隊中絕無僅有。
“文革前﹐國內的運動隊都是領隊負責制﹐後來實行總教練負責制。”北京體育大學體育人文社會學教授熊曉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後來發現總教練會受到影響﹐就分權了。總教練抓訓練比賽﹐領隊管後勤等事﹐領隊更像一個政委。”
期間﹐周繼紅做過成為總教練的努力。但至今未果。
現在﹐周繼紅身兼跳水隊領隊､跳水部部長､游泳中心的分管副主任。領隊的職責是管運動員和訓練事務﹔跳水部則主管國內外的競賽﹐做一些組織和服務的工作﹔而游泳中心則掌握政策制定的權力﹐副主任的意見能影響政策的制定。
2004年﹐各支國家隊領隊曾在北京體育大學出席研討會﹐期間有人提出質疑﹐為什麼周繼紅作為領隊有那麼大權利﹐而其他領隊只有後勤保證的權利。
但因為各種原因﹐這樣的質疑最終不了了之。很多跳水界的人認為﹐這些年中國跳水沒有進步。
一個事例﹐可從側面反映這樣的“停滯”──1999年才離開國家跳水隊的隊醫楊國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到現在﹐郭晶晶在跳板上的奪冠動作還是14年前于芬給她量身打造的﹐順序都一樣。這些動作是根據郭晶晶當年能力､體質專門設計的。”
這些年來﹐清華跳水隊和于芬卻一直都沒有得到來自國家跳水隊的肯定。于芬和清華跳水隊與國家跳水隊之間的“准入矛盾”曾在2005年達到高潮。
一位在體育總局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說﹐北京奧運會前夕﹐體育總局某高層曾找于芬談話﹐讓她做好回國家隊的准備(本刊已向于芬證實確有此事)。但隨即另一位主管訓練的高層領導﹐以不能因為人事安排而丟了金牌為由﹐拒絕了于芬回隊的請求。
在金牌成績的保護下﹐周繼紅的權力慢慢變得更大。
十多年前的國家隊副總教練､培養出現在多名奧運冠軍的于芬不服氣可想而知。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我不是為中國跳水的輝煌打下基礎﹐而是創造了中國跳水的輝煌。”
11月10日﹐當記者再次聯系于芬﹐于芬對本刊表示﹐現在不是採訪的時機﹐建議記者“再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