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悖論”辨﹕輕利反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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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悖論”辨﹕輕利反商耶﹖
DWNEWS.COM-- 2008年7月5日14:0:26(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漫話“儒家利益驅動原理”(chinesenewsnet.com)

龐忠甲來稿/悠悠千載而下﹐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一直打有“輕利重義”﹑“安貧樂道”﹑“重農輕商”等濃重印記﹐以“士農工商”為序﹐從骨子裡鄙視易貨買賣的“末業”﹐好像天然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經貿全球化的大趨勢形同冰炭﹐不相為謀﹔成為孔孟之道背負的一大“悖論”。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今天大張旗鼓復興孔子儒家思想﹐還有什麼現實的積極的社會意義呢﹖(chinesenewsnet.com)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首先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那裡“路軌上的轉轍器”──“心態文化”的調控作用聯系起來﹐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質居功厥偉。韋伯還是少數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並實際著手研究者之一。(chinesenewsnet.com)

韋伯在中國命題的論證中﹐斷言儒教（偽儒──作者）傳統缺乏“入世制欲主義”（新教倫理中以聚財致富和節制消費為天職的信條）的積極因素﹐與資本主義精神格格不入﹐來反證新教倫理對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獨特推手作用。韋伯從中國士階層和西方市民階級的對照中﹐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養的是嫻習經典與禮儀的優雅格調﹐但鄙視專業知識。相對地﹐西方市民階級則是以世俗職業作為自我實現的場所﹐一種目的理性式的﹑計算的﹑專業的行為傾向構成了現代“職業人”的性格特徵。可見西方中古城市發達的市民階級所發展出的風格獨特的各種制度﹐幾乎完全不存在於中國。(chinesenewsnet.com)

韋伯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症結有如此深切的見地﹐真是難能可貴了。可惜的是﹐他未能揭開真儒蒙塵歷史悲劇的帷幕﹐無從察知真假孔子雙包案的存在。(chinesenewsnet.com)

本文要辨明的是﹐上述印記和判斷﹐只是反映了御用偽儒反人性的虛矯愚民誤國特征﹐與孔子儒家學說的真諦風馬牛不相及。(chinesenewsnet.com)

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何嘗輕利﹐何嘗反商﹖恰恰相反﹐真版儒家學說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絕非與七情六欲為敵。至于經商﹐“沽之哉﹗沽之哉﹗”夫子贊之不絕也。(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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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為“仁學”。“仁學”是天賦靈性創造能力的人類---“萬物之靈”探究“為人之道”的學問。(chinesenewsnet.com)

孔子曰﹕“仁者人也。”（《家語﹒哀公問政》）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仁學”當然“以人為本”。(chinesenewsnet.com)

“以人為本”﹐首先要“以己為本”。孟子有道﹕“人有恆言﹐皆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下》）個人為家庭﹑國家﹑天下之根本﹔個人本位的重要性﹐這裡說得再也清楚不過了。(chinesenewsnet.com)

“以己為本”必然要“以利為本”。孟子嘗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原因）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孟子﹒離婁章句下》）這是儒家關於利益驅動為人性之本的明澈表述。(chinesenewsnet.com)

“以人為本”﹐“以己為本”﹐“以利為本”﹐就得承認人類出諸趨利避害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的正當性。人類的一切進取活動﹐不論用的是何種名義﹐從事物本性出發﹐總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之所欲”﹐其原動力必定來自利己私心﹐而非與己無關﹑無緣無故﹑“穿鑿用智”﹐道不明﹑說不清的“天生善願”。(chinesenewsnet.com)

馬克思說得好﹕“個人總是且不可能不是從自己本身出發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時為了自己的某種需要和為了這種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頁）(chinesenewsnet.com)

“人欲”者﹐理所當然﹐光明正大﹔但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無視他人和群體利益﹐任憑私心趨于損人利己的極端﹐成為與“唯我主義”同義的“自私”之心（孔子那時稱為“貪欲”）﹐就是驅策靈性能力用于犯罪邪道的萬惡之源了（相當于基督教神學所說“原罪”﹖）﹔終要導向自己的反面﹐到頭來利益不保﹐遺禍大眾﹐難逃倫理和法制的懲罰。(chinesenewsnet.com)

作為舉世無雙的靈性人類﹐必當超越與鳥獸蟲豸共有的生物本能﹐擺脫“弱肉強食”型“叢林法則”的局限性﹐去尋求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chinesenewsnet.com)

“與鳥獸不可言仁”也。一切生命體當中﹐唯有“萬物之靈”的人類能憑天賦靈性能力感悟﹐明白弘揚“利他愛心”（公心）以調控與生俱來﹑其勢強勁﹑容易趨向自私極端的利己私心﹐可以建立良性的人際合作關系﹐驅使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于是利己的努力不僅無害于人﹐還能帶動集體﹑社會﹑國家﹐以至整個人類大家庭發展進步﹐在共贏的格局中實現利己效益最大化。(chinesenewsnet.com)

這是因為﹐“愛人”可以“使人愛己”。“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章句下》）“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禮志》）(chinesenewsnet.com)

因“自愛”而“愛人”﹐由利己私心升華煥發足夠強度的利他愛心（公心）﹐是為人類特有的倫理道德觀念濫觴﹔藉此方能組建社會生活﹐走出史前蒙昧時代﹐呈現發展進步大趨勢。(chinesenewsnet.com)

擯斥愛心的自私或唯我主義者其實是傻瓜。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愛心（公心）為你帶來尊敬﹑贊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諧以及安全感﹔因此﹐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弘揚利他愛心（公心）﹐決不是否定個人重要性的苦行主義﹐更非無謂的自我犧牲﹐而是一種最為他人和集體樂於接受的愛己方式﹐或者說絕頂高明的利己之道﹔應是“萬物之靈”生存和發展的要素﹐成功和快樂之源泉。(chinesenewsnet.com)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三者之中﹐“人和”是一切事業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人和”因“兩心”（利己私心和利他愛心）協同運行而發軔﹔一旦“兩心”協調關系達到當時當地條件下的優化狀態﹐借用無線電學名詞“調諧”﹐稱之為“兩心調諧”狀態﹐則“人和”相應進入極致佳境。(chinesenewsnet.com)

此理證之孔子原話﹐《荀子﹒子道篇》有明確的記述。孔子同學生們討論“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孔子給予他們“士君子”的好評（相當于八十分吧）。(chinesenewsnet.com)

顏回答得最出色﹐說﹕“智者自知﹐仁者自愛”﹐點清了仁的本源。愛人之心實由利己私心升華生成﹐行仁的根本動力來自利己私心﹔出諸“自愛”的利他之心﹐才是有本有源﹐或者說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仁者愛人”者﹐是“仁者使人愛己”的“自愛”表現﹔換言之﹐離開了為己的“自愛”﹐就“一切皆空”﹐什麼事情也作不成了。于是孔子給予顏回最高評價﹕“可謂明君子矣”（打滿分了）。（《孔子家語?三恕》有類似語錄）(chinesenewsnet.com)

毛澤東對於人性“兩心”早有透闢的認識。大約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詳讀了德國康德派哲學家﹑倫理學家包爾蓀（1846－1908）的代表作《倫理學原理》後﹐寫下了大量批語。其中發揮道﹕“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進一步說道﹕“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到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chinesenewsnet.com)

毛澤東在這份批語中還說﹕“吾於倫理學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個人。”“個人有無上的價值﹐有百般的價值﹐精神的個人主義﹐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的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凡有的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矣。”“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以上引自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六年版）(chinesenewsnet.com)

這些記錄相當清晰地顯示了青年毛澤東關于人性本源和兩心（性）機理妙旨的卓越悟性。顯然他相信人類不僅有利己之性﹐還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為主──利人也是為了自利﹐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chinesenewsnet.com)

“仁學”是“為己之學”﹐“人欲”是仁學的始發點。(chinesenewsnet.com)

“仁學”的本質﹐可以說就是闡發“兩心調諧”原理的大學問﹔指導世人由“自愛”（自利）而“愛人”（利人）﹐因“愛人”而“使人愛己”﹐從而實現“自愛”與“愛人”統一﹐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互惠互利﹐進入“兩心相悅”﹑皆大歡喜﹐以至“致中和”的“至善”美境。是為超越生物本能之上﹐求取安全﹑可靠﹑長遠的最大利益的無比高明的為己之道﹔人類藉此可以不斷提升創造能力﹐持續增進自身福祉﹐與天地並列──“與天地三矣”（《中庸章句》）。(chinesenewsnet.com)

孔孟之道的“仁學”是基于“性與天道”的“儒家利益驅動原理”﹐導出了天賦人性合乎客觀規律（天道）的優化運行方式﹐亦即“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chinesenewsnet.com)

有識之士深知其利之所在﹐自當篤好行仁而不易所守也。(chinesenewsnet.com)

《論語﹒裡仁》記有孔子的話。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接受）也。”請看﹐這不是首先肯定人欲﹐然後指出求富貴要走正道嗎﹖其下又有﹐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不逃避）也。”請看﹐這不是再度肯定人欲及其趨利避害的基本內涵﹐然後又緊接著指出﹐要脫離貧賤﹐也應該走正道嗎﹖(chinesenewsnet.com)

“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貴﹐亦人之所欲。”（《孟子﹒萬章章句上》）儒家以肯定人欲為先﹐絕不是什麼犧牲“人欲”﹑否定個人重要性的苦行主義﹔但以“欲而不貪”（這是孔子提出的君子從政為官的主要條件之一。見《論語﹒堯曰》）﹐循正道以行為宗旨也。(chinesenewsnet.com)

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爵士在他的《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1998年版）最後一章探討世界未來之始﹐就是引用了夫子上面的一段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英文本上是這樣說的﹐The Master said:“Riches and rank are what every man craves; yet if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hem goes against his principle, he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a pursui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4.5。看來作者不枉居港多年。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箴言常青﹐溫故知新也。(chinesenewsnet.com)

肯定“人欲”﹐就是肯定為自己謀利益的正當性。“人亦孰不求富貴﹖”（《孟子﹒公孫丑章句下》）﹐“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章句上》）(chinesenewsnet.com)

夫子豈見外哉﹗《論語﹒述而》記載﹐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後人尊為素王的超級聖人孔丘﹐就這樣毫不含糊地公開承認﹐富若可求﹐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也。用現代語言打個譬方﹐好比大學教授兼開計程車掙錢是不必怕難為情的。孔子對學生直言“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還不是以物質利益鼓勵他們勤學向上﹖(chinesenewsnet.com)

孔子從來不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種假話﹑大話﹑空話。“食色性也”。(chinesenewsnet.com)

《禮記》嘗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自承“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衛靈公》中記有﹐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色欲出諸生物本能﹐乃人之大欲﹐這是滅不得滅不了的。對待好色和求富一樣﹐決非提倡禁欲主義﹐唯導之以德﹐引上“正道”為要。(chinesenewsnet.com)

這個“正道”﹐在于不僅為自己好﹐還要兼顧他人﹑集體﹑社會和國家的利益。即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消極而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意味著利己私心與利他愛心的“兩心調蝖並魒t的確立。(chinesenewsnet.com)

“政者﹐正也。”（《論語.顏淵》）對于治理國家大事而言﹐這個“正”字尤其重要﹐必要落實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之上。(chinesenewsnet.com)

齊宣王同孟子談得投機時﹐說了好多實話。這位君主自承“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喜好財物）。”孟子答得好﹕“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共享）﹐王何有（算得什麼毛病呢）﹖”(chinesenewsnet.com)

齊宣王又坦言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對曰﹐“昔者大王（指公劉九世孫）好色﹐愛厥妃。……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王何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chinesenewsnet.com)

從上面的對話可見﹐儒家無意充當奢談清心寡欲﹑橫眉冷對“好貨”和“好色”的偽道學先生﹐只是強調一國之君不要只顧自己“好貨”和“好色”﹐忘記了老百姓缺衣少食以及怨女曠夫的苦處﹐能夠推己之心以及於民﹐並且做出實效就好。(chinesenewsnet.com)

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家語﹒賢君》）(chinesenewsnet.com)

孔子將增加人民財政收入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列為政事頭條要務。事實上孔孟之道非但不輕利﹐而且非常重視求利﹐特別是為人民求大利﹐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然富于指導意義的政策觀念。(chinesenewsnet.com)

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中﹐主張經由小康而進入理想化的大同社會。小康者﹐期望民眾達到中等富裕的家庭經濟狀況﹐有一個較好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環境﹐並維持繼續發展進步的趨勢。孔子給小康建設提出了三項根本性的政策﹕“庶﹑富﹑教”。(chinesenewsnet.com)

《論語﹒子路》載有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就是小康政策的三位一體了。(chinesenewsnet.com)

“庶”者眾也﹐即人丁興旺﹐“人的因素第一”嘛。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就是經濟繁榮﹐就是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可以過好日子﹐是一切具有利己之心的正常人共同追求的目標。“教”的任務應是普及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有用人才。(chinesenewsnet.com)

當時一般治人者的所謂惠民政策﹐只是讓民眾能生活得下去﹐可以多納賦稅﹐多服徭役等等﹐讓統治者自己富上加富﹔在予求關上﹐予僅是手段﹐真意在求﹐而且求得的東西越多越好。孔子以為惠民的目的應使民眾生活富足起來﹐予字在先﹐而求則是相應的結果﹐“善政得民財”（《孟子﹒盡心章句上》）也。當年魯哀公擔心“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告訴他﹐《詩經》有道﹕“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家語﹒賢君》）孔子弟子有若也對哀公說得很明白﹕“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chinesenewsnet.com)

孔子主張的辦法是“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擇可勞而勞之”﹐總之是反對苛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所謂民之父母。”歸根到底﹐富民經濟政策的秘密其實就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歟﹐且信此事非難﹐惠而不費﹐“唯欲行之耳。”(chinesenewsnet.com)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個了不起的開明治國方略概念。歷來專制政權的統治者多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民﹐以滿足特權統治階層的政治控制或物質利益的需要﹐視“為民作主”為天經地義。唯現代民主進步社會實行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政府支持人民去從事他們認為有利的事業﹐不干涉人民合法經濟行為的自由﹐並為人民提供應享的權利保障和方便條件。(chinesenewsnet.com)

為了支持民眾富起來﹐孔子以為“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主張“蔽明”﹑“掩聰”﹐不求“至清”﹑“至察”。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日省月考﹐既廩稱事（及時考查業績﹐合理調整報酬）﹐所以來百工也﹐來百工則財用足。就是說政府不可自作聰明“為民作主”﹐只應實行因勢利導﹐讓民眾享有自由發揮靈性創造能力的環境條件﹐吸引專家能人﹐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生產力發展﹐以增殖財富﹑改善民生的政策。（參見《家語﹒入官》）(chinesenewsnet.com)

孔子贊美的西周治世﹐據說其時事關民生福祉的工事被定義為聖人的任務。如《周書﹒冬官考工記》所說﹕“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可見當時十分重視生產工藝領域的創造﹑傳授和管理﹐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注重科技創新﹐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此時冶金業的突破導致從青銅向鐵器時期轉型﹐乃有以“惡金”即鐵作農具﹐“鑄﹑夷﹑斤…﹐試諸壤土”（《周語﹒齊語》）﹐農民的生產工具越來越進步齊全﹐所謂﹕“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錐……﹐然後成為農也。”(chinesenewsnet.com)

無怪乎孔子以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科技先行﹐改進生產工具﹐是為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前提。(chinesenewsnet.com)

制訂優化的發展政策﹐使國家和人民富起來﹐就要“仁民愛物”﹐遵循自然規律辦事﹐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今人所稱的“可持續發展”長遠方針﹐而非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子孫後代怎樣過日子的破壞掠奪行為。中國遠古社會就有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的歷史淵源。據載﹐夏禹時期有這樣的制度﹕“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大聚解》）周文王在臨終前囑咐自己的接班人武王﹕“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升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逸周書‧文解傳》）。儒家繼承與發展了這種調諧化的生態倫理思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從這個意義上﹐孔孟之道反對濫用資源﹐主張取物有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論語‧述而》）“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禮記‧祭儀》）。孟軻也強調“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重物節物﹐善加運用﹐使萬物按其規律再生循環或良性取代﹐人類才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資源﹐才有建設小康以至大同社會的物質基礎。(chinesenewsnet.com)

這不是就是現代“科學發展觀”和民主共和政治要求政府應該管什麼﹑不管什麼﹑多管什麼﹑少管什麼﹐創造有利條件﹐支持民間自由經營﹑改進生產﹑活躍商貿﹑保護環境﹑發財致富的精髓要旨嗎﹖(chinesenewsnet.com)

至于貨殖（易貨賺錢）﹐乃民之所利。如孟軻所言﹕“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孫丑章句下》）這個“市”﹐發展到今天﹐就是所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了﹐政府除了順應“民之所利”扶植引導循正道以行﹐又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呢﹖(chinesenewsnet.com)

《論語﹒子張》中記著子夏的話﹕“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就是組織分工合作﹐從事生產活動和展銷商品的場所﹐各行各業都應通過生產大型化（不是停留在個體小生產的水平上）和擴大產品交易﹐發展商品經濟﹐唯其如此﹐才能成就大局面﹑大事業。(chinesenewsnet.com)

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端木賜）是當時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個由貧致富出類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詞機靈﹐反應敏捷﹐聞一而能知其他﹐是觀察﹑分析﹑把握市場動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相當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懷（見《論語﹒公冶長》）。孔子稱贊他“賜不受命﹐而貨殖也﹐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意為此子不聽天由命﹐善於經商增殖財貨﹐測度市場的脈動──價錢低時買進﹐價錢好時賣出﹐准確率很高。(chinesenews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