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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悖论”辨:轻利反商耶?(续1)
DWNEWS.COM-- 2008-07-05 02:00: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子贡问老师:“有美玉于斯,韫椟(放在柜子里)而藏诸?求善价而沽(卖掉)诸?”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待贾而沽就是等待高价出售。夫子不赞成把好东西藏起来束之高阁,支持子贡善价投放市场经营求利;而且索性借题发挥,告诉他为师入世求仕,某种意义上就相当於待贾而沽的商品啊。说明孔子师徒都有商业头脑,都有浓厚的“商人气息”,既不以商为非,更不以商为耻啊。

子贡善于把握商机,不几年就家累千金。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孔门最富有的弟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遭陈蔡之厄,也是子贡到楚国说服了楚昭王兴师以迎,然後得免。他还善用自己的商业实力“赞助”传播儒家名声。当时好些人称赞“子贡贤於仲尼”呢。後人将子贡列为孔门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从祀於曲阜孔庙。太史公尝言:“夫使孔子名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殖列传》)孔子身後弟子们服心丧三年,唯子贡格外师徒情深,“筑室於场,(再)独居三年,然後归。”可见儒家与货殖事业本来观念融洽,心气相通,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也。

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以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把致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麽意义,什麽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作为治国之道,如何追求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孔子一贯主张以仁义为指导,“为政以德”而得民财也。孟子也是讲究经济效益,立足经济效益的有心人,除了反覆阐释这个根本道理,还提到了许多重要政策观念。孟子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就是肯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吗?滕文公派毕战问孟轲井地之事,轲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就是说,实行仁政,首先要落实经济制度,不容豪强贪暴为所欲为,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空谈;这个经界之正,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明确产权的观念。他还主张:“易其田畴(改良耕田),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是随心所欲地增加人民的负担),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些善政大计,不都是现代进步发达社会行之有效的富国利民良策吗?

可见儒家的经济观,莫非就是现代开明的先进的经济学精粹!那种不分真伪,所谓儒家学说不讲经济实利的“定论”,其实大谬不然。世人印象中儒家空谈道德、轻利反商,把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实为指鹿为马欺人之谈。

先儒确实讲过“德本财末”这样的话。是针对执政君王为政之道说的,只要完整地读一下,就不至误解孔孟的本意了。语出《大学章句》,有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谓得众),有人有此土(谓得国),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不患无财用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人君轻德重财,导致君民恶性争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换言之,“生财有大道,食之者众,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仁者因正道求财而成功),不仁者以身发财(不仁者因敛财而亡身)。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如此则府库无不义之财也)。”

孟轲见梁惠王,劝告他不要後义而先利,主张为君者把仁义放在第一位。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百姓不足,归根到底,不仅是一个君足不足的问题,而且是还有没有人,甚至还有没有国的问题。孔孟不仅反对那些官员当中“不乡(向)道,不志仁”的害民“富桀”,更要执掌最高权力的为君者把德和财的位置摆正,唯其如此,百姓才会富足起来,国家才能安定和强大起来。

梁惠王本是魏候,都大梁,僭称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轲至,王问利而不及仁义。孟轲告诫惠王,如此上行下效,“上下交征利”,以义为后,以利为先,“则国危矣”。谓将有弑夺之祸,“不夺不餍”(属下不弑君而尽夺之,其心未肯以为足)也。後世程氏也曾有所体会道,“君子未尝不欲利。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换言之,为政以仁义为先导,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反之,唯利是图,不仁不义,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也。

子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要在有利可图时,想到是否合乎义──合乎仁。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要“义然後取”,否则,“不义而且富贵,於我如浮云也。”(《论语.述而》)毛泽东有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其意义是相通的。

儒家反对的绝不是求利,期期不以为可者,求不义之利或“後义而先利(放弃正道原则急於图利)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得透彻到家,“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讲仁义就是为了追求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或者说是一种无比高明的求利之道。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专制统治永世其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这宗“真假孔子双包案”案,该从汉武帝那时说起。

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等御用文人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支持者实属“法家”立场,以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持反对意见的“贤良文学之士”站在以民为本的立场,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和伪儒唱和下的反商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常常获利可观;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利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垄断政策,从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由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专制王朝每到衰败失控时,社会活动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学大兴,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贯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官学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朱熹的代表作成了“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造成了“以理杀人”的反人性“吃人旧礼教”大环境。其实凡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灭不了的,于是造成了一种虚假、矫情的荒谬局面;表面上人人轻利重义,实则集体撒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级大戏台,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今天重温孔子儒家学说,自当明辨真伪,见得“儒家利益驱动原理”既非返祖“丛林法则”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绝不是伪儒反人性的“大公无私”型自欺欺人、误尽苍生的愚民高调。一旦梳理清楚基本价值观以及相关历史事实,不难体认真儒作为“得其大本”的先进心态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性,具有引导现代社会循正道健康发展进步的巨大潜能;重新解说,与时俱进,融会贯通,历久弥新,经世致用;小康大同,东华西洋,无远勿届乎。

(全文完)


2008年5月


作者联系电邮:paulpang21@yahoo.com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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