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高层恩怨与习仲勋》／（续前）程子华在收到戴季英代表朱理治发来的亲笔信之后，就与徐海东商量如何办理“调”高岗回去的事，徐海东对戴季英绝无好感，他说：“如果是戴季英审问得出来的口供，多半不可信。”但程子华坚信不疑，程后来说过：“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均同意。”（注147：《程子华同志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高岗被捕后，竭力抗辩：“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程子华立刻严厉训斥高岗，两人因此争吵起来，徐海东默默地离开。（注148：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55年3月5日）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明镜出版社）

程子华、高岗就此交恶，二人终生都没有原谅对方。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已经劈头盖脸的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等人彻底扑来。因为习仲勋、刘景范、杨森、黄罗斌等人毕竟在西北根据地属于大名鼎鼎、民望较高的大人物，所以，戴季英及西北政治保卫局对他们的抓捕行动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 其实就在杨玉亭、冯树立等人突遭逮捕这些迹象中，习仲勋大抵已经看出自己将不免于难。戴季英的西北保卫局通知习仲勋到王家坪开会，这种诱捕的信号一经发出，在惊魂未定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内部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劝习仲勋趁机逃走，以后再向党组织说明。习仲勋断然拒绝，他叮嘱周围的人不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以大局为重，不能轻举妄动给敌人留下笑柄。他还把身上仅有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一支钢笔交给战友、时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西区办事处主任的张策，此前张策也收到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给他发来的“开会通知”，等他走到刘家老庄时，刘志丹的父亲专门留下张策劝他不要前去，张策还认为“不要紧”，哪知道了到了陕甘边特委的第二天就被宣布撤销了一切职务，习仲勋原来还准备与张策一道去王家坪，后来感觉事情不妙，他就把张策留下，单独启程。 习仲勋轻车简从，连一个人都不带，独自一人骑着一匹瘦弱的小马出发了，行前他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某些准备。西北政治保卫局的人看到习仲勋就这样毫无抗拒的自投罗网颇感意外。习仲勋走后，张策也很快被捕，抓捕张策的是原红25军政务科科长朱仰修（注149：朱仰修，又作朱仰辛、朱仰新、朱仰兴，程子华回忆说朱仰新是原红25军侦察科科长，《马文瑞传》第90页也作侦察科长，但考虑到鄂豫皖肃反的管理，政务科科长多参与此项工作，故此处从张策回忆认定朱仰修的职务为政务科科长，参见张策《我的历史回顾》，第58、59、60页）。 接着，刘景范也接到了西北政治保卫局开会的通知，地点在高桥川，刘景范本来这时已经患有重病，仍旧冒险前往，到了王家坪已经有人事前知道消息告诉了他此行凶多吉少，可刘景范义无反顾还是照旧到了高桥，一到驻地立刻被捕。大抵因为杨森、黄罗斌久掌兵权，不同于习仲勋、张策这样的党政干部，所以，由聂洪钧亲自出面诱捕，陪同聂洪钧“演戏”的还有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 聂洪钧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现在北线吃紧，因而组织调你去北线任总指挥。”转过身来，聂洪钧又对黄罗斌说：“瓦窑堡办了个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该校任政委。”杨森、黄罗斌都表示同意组织的分配。 可是，黄罗斌还是忍不住对杨森谈了自己的狐疑之处，他说：“为什么找我们谈话调动工作的现场没有刘志丹同志？”“为什么刚刚打完胜仗就这样大规模的调动主力部队的领导人？”“永坪会师后频繁的人事变动以及种种迹象意味着什么？” 刘志丹麾下的这些能征善战的战友诸如张秀山、杨森、杨琪、黄罗斌等都是属于政治反应比较“迟钝”的，可就这样一批人现在也不得不对反常的现 象产生了疑问。杨森无法正面回答黄罗斌的提问，只是叹了一口气，杨森、黄罗斌走后，他们的职务很快就被红25军的人马韩先楚等人取代。 杨森、黄罗斌到了安塞县就被秘密逮捕，也是给一律套上了“黑帽子”，用麻绳拴成一串押解上路。（注150：黄罗斌《在“肃反”中的遭遇》）习仲勋、刘景范、杨森、黄罗斌等人虽已被捕，可还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刘志丹、高岗还算清白，特别是只要有刘志丹在，他们的冤情或许还能有救，但他们并不知道，刘志丹、高岗此刻已经深陷绝境。（《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