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1989年的六四事件至今，中国政府终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美国北德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历史系副教授唐纳（Harold M. Tanner）对多维社分析，再过10年、20年，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掌权后，可能会重新评价六四，接踵而至的，会是政治体制上的转变。 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世界许多地方举行了纪念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近日称，六四问题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与人民根本利益。 北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纳认为，六四是有可能平反的，但不会是未来几年内的事，除非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不同的领导者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届时也许会有广泛的改变，但共产党是个很大的政党，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等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上来，才会见到这样的改变，到时候他们可能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六四，重新评价六四。”

美国北德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历史系副教授唐纳（Harold M. Tanner）。（资料图片）

因此，唐纳推测，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转变，会在未来20年或30年见到。“这不是说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变成西方世界认为的那种民主理想国家，但我觉得‘渐进式变革’（incremental change）肯定是有可能的，从1965年以来，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政策确实改变了，因此肯定会有更进一步的转变。” 唐纳说，中国领导层从1989年的事件中学到许多事，其中一项就是必需保证经济的加速发展，放宽、改革并允许经济的生产力与自由性，但在政治上却不能放松。唐纳表示，最近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再度证实邓小平是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人；邓小平反对任何会让共产党规范动摇的事物，他认为，这种做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改革都很重要，在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例如江泽民，都继承了邓小平的这种信念，加上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些领等人更加认为应该要维持政治上的严格控制。 除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掌控外，唐纳对多维社说，中国领导人也从六四中学到，在处理示威、社会事件以及管理人民上，必需采用更好的方式来应对，他们开始运用模式、科技与步骤，避免六四的情形再度发生。此外，解放军在1989年后也有所改变，他们往后退了一步，避免太过涉入事件当中。 不过，在评价六四的重要性上，唐纳认为它对整体中国社会的意义不是太重大。“虽然没有一项调查去实际询问中国人，六四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但我的推测是，这个事件对中国社会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首先，中国人对这件事不是很了解，再来，还有更多的事情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经济发展、环境议题、社会问题、四川地震等。”

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事件20周年烛光晚会6月4日晚上在维园进行。（视频截图）

“但当然，1989年的事件对失去亲友的人、目击者或40到60岁的北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经历会影响这个群体看待中国的观点，但我的看法是，六四事件对整体中国社会来说，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唐纳说。 研究中国司法体制的唐纳，在评价20年来的司法转变时，认为中国的司法在某些方面更完善了，整体的教育程度也提高了。“1979年后，中国就已开始兴建更多的法学院、法学班、完善公共安全体制、修改法律，我会说这是好的转变，让法律更有人性，不过当然，一党专政导致的一些法律无法发挥作用这点，就没有改变。” 在备受争议的中国人权议题上，唐纳对多维社说，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很难仅从司法体制上着手，让人权现况获得全面的改变。 “基本上，中国的人权问题跟它的政治体制很有关系，当一党专制时，人们更难以去挑战体制，因为政府不会买帐。”唐纳说，虽然美国也有人权问题，但它与中国的问题不一样。“美国的与其他事情更有关，而不是政治体制。在一个允许媒体、言论与集会自由的体制下 ，人们至少能公开辩论权力的滥用，也不会有公安上门、博客被封的情况，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跟它的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个情况能有一点改善，因为我不认为中国所有的警察或官员都喜欢蛮横行为，大部分时候他们也会寻找其他让体制更流畅运作的方式，只是在一党专制下，这个问题很难获得全面的改变。” 唐纳曾为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目前为亚洲研究协会与美国历史协会成员，研究中国历史、20世纪中国司法体制，着有《严打：反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