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喧腾多时的巴东邓玉娇刺官案判决出炉，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邓玉娇免除刑事处罚。美国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系副教授暨系主任王维正6月18日对多维社表示，权力差别下，事件显出了自身的新闻价值，中国民众不只利用网路发泄压力，也利用此事件表达了对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 湖北巴东人民法院6月16日宣判邓玉娇防卫过当，但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投案，又经法医鉴定为心境障碍，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里士满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王维正指出，邓玉娇事件包含了政治与司法两个层面，政治层面来说，邓玉娇虽然有刺死和刺伤地方官员的情节，但地方官员向她求取特别服务的行径，也被视为中国大陆地方官员典型的滥用权力、毫无限制的表现。

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系副教授暨系主任王维正。（里士满大学网页）

“不是只有这件单独的案子，造成一般老百姓有一种发不出来的怨气，所以虽然邓玉娇杀人不对，但总归来说，地方官员有错在先，加上中国网站普遍，在网路上也有很多的讨论，所以这样的民意对后来法院的判决多少有影响。”王维正指出，可以说民众利用这个事件表达了对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 邓玉娇案从网路开始造成民意旋风，最终的判决正符合民意走向，在另一事件：中国政府要求7月1日后中国境内出售的个人电脑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上，在公众接连抱怨后，政府最终宣布绿坝软件可选择性安装：两起事件似多少都受到民意影响。 王维正对多维社说，中国政府很希望能有效地加以管理和控制互联网，但他们想要完全控制互联网的影响力不太可能，一般民众在网路上的发泄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管道，这个社会体制可能会出问题。 而绿坝事件也反应出了中国政府在面临全球化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王维正说：“中国政府希望能从互联网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从互联网上得到一些麻烦，比如人们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毕竟共产党是以控制新闻起家的，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互联网也能扮演过去中共熟悉的媒体角色，就是发布、控制、塑造中共想要的新闻。现在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还是受官方控制，媒体要做多大范围的报导，需要跟官方试探底线。”

6月16日，邓玉娇（右）在庭审后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不过，邓玉娇事件中，媒体不论是报导或评论，均未见到限制，除了民意外，媒体也一定程度带来了影响。王维正表示：“不管是中文媒体或国际媒体，在这件事上都有很多报导，这些媒体基本上也是民意的一种反应，所以互联网上大家的意见，还有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导和评论，多多少少对法院的判决有些影响。” 但若换个角度想，如果媒体没有大幅报导这件事，王维正认为，最终结果有可能不一样。“这事情很奇妙的是，像中文里讲的见微知着，一个服务员杀死一个做不当要求的地方官员，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个比较广大的、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不只新闻记者觉得它有价值，在中国目前这种政治情况下，一般人也觉得有价值，是一个很安全的发泄方法。” 那么，如果邓玉娇刺死的不是官员，而是普通老百姓呢？王维正对多维社说，那就没有这么大的新闻价值了。“因为她刺死官员，这牵涉到权力的差别，地方官员是很有权力的、高高在上的，邓玉娇本身不过是一个21岁、在特种营业场所服务的人，双方的权力和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因为这事件发生，使得社会上大部分的民意是同情比较弱小的一边，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但如果她刺的是一般人的话，就没有刚刚讲的权力差别了。而且民众可能也是对平常作威作福的官员感到厌恶吧。”王维正说。 虽然邓玉娇的判决结果符合民意，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审判过程草率、不完全合乎司法程序。王维正指出，中国的司法还不能够跟有法规的西方法治国家相比，但与过去做比较的话，当然有“牛步的进步”，可是人治的色彩还很重。 “这件事从某个角度来说，审判结果受到民意的影响，但如果是一个完全法治的国家，一个审判应该完全按照法律的专业角度来判断，不受民意的影响，因为有时候民意可以被少数人操纵。中国的司法还是有些改进的空间，这件事上，虽然我不晓得，但可以猜测，法院可能受到上面政治领导的一些交代，必须这样判，否则可能怕民众暴动。”王维正说。 王维正研究亚洲政府与政治、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为美国政治协会、国际研究协会、亚洲研究协会等组织成员，着有中美关系、台湾政治、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