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比较谨慎，或者说不愿变通、教条都是可以的。他和江泽民都是坚守邓小平底线的，没有改变“六四”问题的可能，说明邓小平没有指定错接班人。——高瑜 多维社记者黄明（下简称多维）：请问您如何看待“六四作为新闻来解读太旧了，作为历史来研究又太新了”这种说法？ 高瑜：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六四”作为新闻历久弥新，不敢忘却；做为历史实在太长了，天安门母亲都到了风烛残年了，就是90后的孩子，也已经到了八九广场学生的年龄了。“六四”被打死的孩子还有九岁的。我的大学老师丁子霖、蒋培坤的孩子也只有17岁，头三年骨灰偷偷藏在哥哥的集体宿舍里，后来才回到家，蒋老师亲手为他雕刻了一个纪念碑状的骨灰盒，20年父母与他的骨灰相厮守，丁老师说作为父母他们活着是为了延续儿子的生命。这样的历史难道还不应该早日结束吗？ 20年中国进步最大的是民间社会 多维：回首过去的20年，您觉得中国进步最大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又有哪些？这些进步或者问题，有没有不时影响您（改变或者修正）您对当年“六四”的看法？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高瑜：20年中国进步最大的地方是民间社会，民主、法制、新闻自由是底层普遍的政治理念，结束一党专制成为广泛的社会诉求。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统治集团最大程度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利益分配。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全部由底层人民承担，包括巨大的环境代价也是底层人民承担的。我赞成政治学者陈子明的见解。他认为“六四”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拐点。整个国家向着暴力、不公正、不平等的方向转变，国家的财富迅速向政府和利益集团集中，与胡赵领导的前十年相比较，全面改革变成了片面改革，最后沦为“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集权敛财的工具。20年中国的变化，使我坚信八九民主运动是应该肯定的。六四镇压，是造成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 多维：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您如何看待“六四”前酝酿出台的《新闻法》至今悬而未决？您觉得当局对中国媒体的管制是渐渐放松了，还是越来越严格？有种说法是：只要不涉及极个别敏感的政治问题，现在的新闻报道（甚至公众人物对时政的批评）越来越开放，尺度越来越大，您是怎么看的？ 高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闻法》的起草，是中国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成绩，在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上，有许多代表和委员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当时，由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央宣传部进行研究，提出办法。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时任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邀集有关方面商议并作出决定：“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副主任委员胡绩伟负责，并协调新闻、法律等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组成起草小组。”于1985年7月15日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一稿，于1988年4月写出了第三稿。该草案第一条规定：“本法所规定的新闻自由，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和获得新闻，享受和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此种权利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根据宪法制定的专门法律的规定，都得到保护，不受侵犯。”第八条：“除国家处于总动员时期外，不得对新闻机关传播新闻、发表言论施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第十二条：“报纸、期刊的创办可以由公民团体进行”，“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就是说允许“民办报纸”）。应该肯定草案有非常好的基础。八九学运学生提出新闻自由的要求，被总书记赵紫阳接受，在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作为他的五点意见提出来，获得常委胡启立的支持，成为政治局的决议，在同日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列为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议的议程。应该讲，八九民主运动，对《新闻法》的出台，起了突飞猛进的推动作用。结果因为邓小平的武装镇压而夭折。 脖子以下自由增加，脖子以上自由减少 今天当局对新闻的管制，我还要借用陈子明一个比喻：“中国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减少了。”新闻的管制也是一样。对“脖子以上的”管制是30年里最坏的，包括设置言论和出版禁区，目的是彻底地泯灭真相，系统地篡改历史，党报党刊带头批判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鼓吹《中国不高兴》。中宣部的审查员制度，“金盾工程”，七部委“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和正进行的“绿坝”工程，都是针对“脖子以上”来的。对“脖子以下”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及时行乐应有尽有，彻底松绑。 至于公众人物对时政的批评，越来越开放，尺度越来越大，我想都是有底线的。像刘晓波这样的“六四”人物根本没有言论空间。 多维：陈一咨1998年母亲病故，获准回乡奔丧，1999年亦曾回去安灵，据陈一咨透露，他是透过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转达回国信息，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被说服了，接受陈遵守宪法的承诺便放行。事隔近10年后，疾病缠身的陈一咨2009年初透过曾庆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转达信函，表示希望回国治病。曾庆红知道他病情很严重之后同意转达后，不过胡锦涛方面 其后向陈一咨在北京的女儿表示，陈要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陈一咨最终拒绝写保证书并表示，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不愿变通，“胡比下属还要教条（主义）”。 高瑜：胡比较谨慎，或者说不愿变通、教条都是可以的。 多维：您怎么看待在上海参与过整顿过《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和本来没有任何“六四”政治负担的胡锦涛两人执政后，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 高瑜：两个人都是坚守邓小平底线的，没有改变“六四”问题的可能，说明邓小平没有指定错接班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