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很难认错和妥协。赵紫阳以辞职反对邓小平武装镇压的决定，在中共这个党内斗争无比残酷的政党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想让他像叶利钦一样，跳到坦克上阻止军队，根本不可能，邓小平不会给他这种机会。——高瑜 多维社记者黄明（下简称多维）：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一书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但积极促成录音一事并为该书作序的杜导正先生并不赞同现在出版该书，他的理由是今年国家困难特别多。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观点？ 高瑜：杜导正先生作为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底线意识非常清楚，他称得上是“党内民主派”的一位大员，但是政治主张和胡绩伟、朱厚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据说《零九上书》最后定稿就是他起草的，李锐让杜光起草的第二稿被他否掉了。杜光稿中提出要向胡耀邦学习，平反30年来的冤假错案（当然包括“六四”）。杜导正为赵紫阳的录音做了很大贡献，他自己也都在《序》中写出来了。但是他与《改革历程》书中的政治主张的分野，不是一星半点，前总书记都提出走西方議會民主的道路了，前署长还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碎步前进呢。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能为“党内民主派”可敬的老人们保持住共同的精神家园——《炎黄春秋》，已经功不可没了。 “六四”中夭折的议会政治萌芽 多维：在推动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推翻戒严令的尝试上，如果时间再能回到当年，您觉得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或者假设或者行动）才能促成这件事？如果成功，您觉得推翻戒严后，相继会发生什么？会有人因为当时促成戒严的工作入狱吗？ 高瑜：这个问题是假设，我需要先讲一些事实。89年5月20日实行戒严之后，第二天胡绩伟先生让我代表他一定要劝学生退出广场，发声明也可以，怎么都可以，一定要退，否则就来不及了。21日是星期天，我只身一人去了广场，花了六个小时才找到王丹、王超华、邵江等六个学生领袖。又用了三个小时说服他们同意退出广场，我代替王丹起草一份声明，内容主要是“军队不进城，我们退出广场。”又等了三、四个小时等待广场几百所高校代表讨论表决。晚上八点多赶到胡绩伟先生家，请他过目，胡老添了两句话。我拿到北京饭店找到香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程翔和办事处主任刘锐绍，请他们发表，并且在他们那里复印几十份，返回广场交给王丹。完成任务已经12点多了。第二天我到社科院开会有朋友追到社科院，转达胡绩伟先生的电话，让我代表学生再给人大常委会起草一封信，这样上下就呼应了。我就在会议上起草，请人大直接与学生对话，废除戒严令，学生将返校复课。起草好了，立刻去广场，只找到王超华，请她签字，让她派两个学生代表和我一起递交到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人大常委会接待处。就是这两次对学运的介入，导致我6月3日一早，就在社区门口，被安全局绑架。中午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也被北京市公安局绑架。他因为受胡绩伟先生委托，和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连署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以上就是胡绩伟作为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派曹思源和我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取消戒严令，阻止大屠杀的整个过程。可以算作八九民运中产生的议会政治的萌芽，我们在军队动手之前就被捕，主要是为了切断胡绩伟先生和参加连署的人大常委和院外、和学生领袖的直接联系。邓小平出动军队血洗北京城，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学生和市民，还有党政军机关大批同情学运的官员，和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月20日，总书记赵紫阳失去自由，鲍彤被送进秦城监狱，体改所何维凌5月28日也被抓。“六四”之后，胡绩伟是受到严厉处理的仅次于鲍彤的高官，所有职务一撸到底，竟然受到连续三次“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党纪处分。

“六四”之后，胡绩伟所有职务一撸到底。

除非邓小平在5月17日在他家里召开常委会决定军队进城之前死掉，否则无人能改变戒严令。另外十三大常委如果李鹏和姚依林没有选中，是另外两个候选人万里、田纪云进入常委，邓小平左右常委会的目的就不易达到。他很可能越过常委直接让军队进城。总之，邓小平“六四”起的作用，就是毛泽东文革起的作用，一党专制的制度存在，有邓小平在，“六四”屠杀就难以避免。邓小平本人的政治理念、知识结构，人生的实践经验，从来没有超出过列宁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框，其人又刚愎自用，手段残暴（他对华国锋、胡耀邦都很残忍，实际正是这两个人帮他复出的）。邓小平很难认错和妥协。赵紫阳以辞职反对邓小平武装镇压的决定，在中共这个党内斗争无比残酷的政党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想让他像叶利钦一样，跳到坦克上阻止军队，根本不可能，邓小平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你可以参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的采访，现在还在其中文网上，六四专题。 多维：您复印几十份返回广场交给王丹之后，如果到此为止，没有后面的“上下呼应”一事，有没有折中的可能？即：在戒严不变的情况下，学生和当局双方先达成默认：军队不进城，学生撤离。进而首先避免流血惨剧的发生，然后再针对“戒严”合法性等问题提请人大的渠道解决？如果是这种折中的情况发生，会不会“六四”的结果会好一些？ 高瑜：没有折中可能。八九民运是没有组织情况下发动起来的，后来的组织都是临时成立的，组织化十分不够，很像文革中的组织，谁也不听谁的，在这种情况下，最激烈的意见最容易占上峰，这边柴玲提出“学生要用鲜血唤醒人民”，那边李鹏激火，一言九鼎的太上皇邓小平认定学运是反对他个人、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我当时代替王丹起草广场声明，提出“军队不进城，学生撤离广场”。也是无奈的措辞，还得考虑让学生通过。那天凑巧是王丹、王超华在广场，如果是柴玲、封从德，根本不可能完成胡绩伟的任务。当时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学生必须无条件退出广场，领袖必须对广大学生负责，对市民负责。”学生必须在军队进城之前撤出广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学生不提前撤离广场，长安街几十万群众都在为保护广场的学生而堵军车，流血就不可避免。 关于“戒严合法性”提请人大的渠道解决，正是胡绩伟带头的一批人大常委努力做的，邓小平活着，这是个超前的政治行为，所以我说是议会政治的萌芽。邓小平因此决定正出访的委员长万里5月25日提前回国，而且飞机降落上海，把万里一个儿子也调到上海作为人质，在飞机场，由江泽民向他宣读中央决定。万里本来是支持赵紫阳路线的，结果28日被迫发表支持邓小平决定的声明。31日才允许回到北京。第二天杨尚昆就执行邓小平的命令“两天清场完毕”，3日动手。3日上午我和曹思源就抓捕归案。晚上11点木樨地就开枪。就是学生3号晚上11点在广场听到当局清场令，开始自动退出广场，已经制止不住开枪了。何况主张不撤的意见占上风。4日快4点钟了周舵他们请学生派两个代表和他们一起和解放军谈判，遭到封从德的拒绝，柴玲 说：“赵紫阳希望我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说：“我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任何人也不能拿学生的生命做赌注。”“四君子”只能自己出两个人去和解放军谈判。跑回来时，解放军已经从人民大会堂，从四面八方荷枪实弹向纪念碑包围过来。封从德是在清场开始的情况下，才主持表决的。最后他宣布：“撤。” 如果没有“四君子”，广场纪念碑下，还有工人缴获的机枪，能避免流血吗？ 邓小平活着，“戒严”合法性等问题提请人大渠道解决，就不可能实现。邓的屠杀目的，就包括阻止人大介入学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