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温泽绣／问责为什么给公众一种“儿戏”感呢，就因为现在的干部，其实不只有一个职务。狡兔三窟，官也有三窟：党内职务、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这三个窟中，级别是里，职务是表，表有两重，一党一政。党内职务和级别，反而成了保护被问责官员的安全阀 -------------------------- （续前）潜规则之二：鲜有一把手被问责 　　无论中央部委，还是地方省级，所有一把手的任用，都由中央说了算。中央还好，怎么也算是集体领导。但到了部门和地方，一般都由部门或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说提谁就提谁，说问责谁就问责谁。造成遍地都是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现象。十七大以来，一旦出现问责情况，鲜有一把手被问责的。不说中央，就是地方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门一把手，也难以在问责中找到他们的身影。中央部一级单位中，被问责的反而是一些从法理上讲没有行政职能的一些直属机构，如环保总局、质监总局之类，内阁成员几乎与问责绝缘。

因为工作缺少安全感，湖南娄底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

　　不被问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而是因为刑不上大夫。或者说，设立问责制，反而成为这些人逃避责任的门槛。一遇到事故，拿这些人的副手或更下级去问责。而这些副手或更下级，都是具体抓业务工作的，在人事任用上基本没有发言权，出了问题，只能是在上级所谓“党性原则”的要求下，为上级扛过背责。 　　在中共体制下，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行政长官只是二把手，遇到重大决策时，没有书记的首肯，行政长官不能自作主张。就以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案为例，沸沸扬扬几个月，举世震惊，人命关天，群情激愤，石家庄市当局居然还敢作出瞒报、迟报的决策，若没有市委书记吴显国一手遮天，市长冀纯堂也没这个胆。但如今，冀纯堂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吴显国却逍遥事外，这多少有失公允。 　　中国党内纪检系统只能惩前而不能毖后，其反腐行动无论如何雷厉风行，都不能起到长期的震慑作用，难以从源头上预防官员的胡作非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往往可以做到一手遮天，什么都可以管，包括对司法、公安、检察和审计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发号施令。当这些权力机关和舆论机构都听命于他们的时候，这些官员所管辖的地方就会成为独立王国，可以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这种情况并非深圳所独有，全中国都是如此，所以腐败现象就是全国的现象，只不过被查处的官员有先有后。 潜规则之三：问责只是形式主义 　　问题官员频频复出是问责沦为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另一个表现是不在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只在事发后轻启问责，靠不停地摘乌纱帽来搪塞舆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先后几位临汾市委书记被问责。难道是这些市委书记都是无能之辈？都是他们个人直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如果都是无能之辈，那也说明中共的组织部门看人有问题，要被问责的也应当是组织人事部门：为什么同一个职位，连续用了几个没有能力的？

临汾被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列为全球十大最脏城市之一，先后几任临汾市委书记被问责。有人说：“换温家宝去当临汾市委书记，也一样会被撤职。”

　　显然，不是人的问题，是临汾太容易出事，太危险。一出事就拿市委书记开刀，任何有作为的人都不敢去。说句笑话，换温家宝去当临汾市委书记，也一样会被撤职。因为事故突发，得有个人出来挡一挡，而临汾老出事。事实是，不是那几任市委书记不作为。是根本无法作为，因为安全生产是中共体制性问题，一个小小市委书记根本解决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是导致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职能部门部分执法人员失职渎职，甚至与不法业主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从近年来查办案件的情况看，几乎每起重大责任事故背后都存在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问题，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成了非法开采、生产的保护伞。这而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小小临汾市委书记问都不敢问的。一旦出事，幕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然不会被问责，只有地方官成了替罪羊。问责成了突发事故后缓解舆情的一张牌，注定沦为形式主义。 　 潜规则之四：问责亲疏有别，多问行政少问党 　　中国是党管一切，党是先进性的代理，按照道理，一旦问责，党内的要求应当高于党外，要问责，应当先将党内一切职务撤消，以显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高于社会对行政官员的要求才对。但所有问责事件中，党的书记被问责少之又少，最多也就是市委书纪一级，就连这一级被问责的情况也十分鲜见。十七大以来，更没有听说哪个省委书记、部党组书记被问责撤职的。

《多维月刊》2009年7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更重要的是，一些问责亦不公平，有关系有门路的官员往往大事化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一些没背景没后台的官员，往往成为替罪羊。以臭名昭著的三鹿毒奶粉案为例，市长冀纯堂不仅党内和行政职务被免，人大代表资格亦被中止，而吴显国只是被免去市委书记一职，不但仍保留中央候补委员职务，而且还参加中央党校进修班，随时准备复出。媒体惊呼：难道问责制亲疏有别？ 　　众所周知，中央候补委员一职位高权重，可以参加中央决策，讨论党内的大政方针，具有真正的实权。可以说，三鹿毒奶粉案对吴显国的问责很不彻底，不仅民心难服，官心亦难平。 　 　问责为什么给公众一种“儿戏”感呢，就因为现在的干部，其实不只有一个职务。狡兔三窟，官也有三窟：党内职务、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这三个窟中，级别是里，职务是表，表有两重，一党一政。党内职务和级别，反而成了保护被问责官员的安全阀。 　　因为“华南虎事件”被免职的陕西林业厅官朱巨龙和孙承骞，他们只被撤了行政职务，厅党组成员的职没撤，“副厅级”待遇仍然有。（本文为摘录，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未完待续） 《多维月刊》影晌领袖，接受订户！ 订阅《多维月刊》请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