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温泽绣／在潜规则之下，问责制逐渐变异，正成为一种“走秀”；近期曝光的案例更显示了官员复出中的“密室行政”代替“阳光任免”。官员问责走过场挑衅党心民心，“高调问责、低调升迁”让民众感觉受了愚弄，官场作秀，民心伤透，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会被透支，最终削弱的是执政能力 ------------------------ 　　（续前）在这些潜规则没有被消除的前提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而国务院搬出以往问责旧事来应景，照本宣科，而没有用新近发生的事件来问责干部，以体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说明一方面面对汹汹公议，不得不再提问责，以安天下，另一方面，党内高层对问责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或许有不同意见。

《多维月刊》2009年7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但在现行体制下，不得不高调重申的问责，面临著种种异化。 　　一是助长无过便是有功、责任推诿的风气。 　　无过便是有功，是中国官僚体系自古以来的顽疾，中共也无法幸免。在现今社会资讯发达的时代，任何一点事故，都逃不过社会公众的眼睛，最终逃不脱社会舆论的监督，所以一旦有错，就可能被抓住曝光，就要担责。最好的办法，就是玩虚不抓实，搞大而化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好了，上面一肯定，得到机会升迁就溜之大吉。相反，抓实干得罪人，容易让同僚眼红，且做得越多，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某一项没做好，出了事，被问责。 　　据人民网消息，“因为工作缺少安全感，湖南娄底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自2009年1月以来，涟源市煤炭工业局下辖的48名乡镇安监员，先后以各种理由提出辞职。记者调查的原因是源于“严厉问责制”。这件事再一次嘲弄了“行政问责制”。 　　以摘乌纱代替解决问题，滋生了领导的惰性，导致懒政风气的盛行。下属怎么做工作不管不问，不督导，不检查，谁出了事就收拾谁，至于收拾掉了人之后，问题解没解决不管，再出事再问下一任的责就是了。 　　既然出事要问责，那么有责任当然是能推就推。这就破坏了官员、部门之间的协同。本来，政府的管理和组织职能不是靠一个官员、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相互之间的密切协同和配合，需要发扬集体协作精神。但是，问责制带来的是官员和官员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各求自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到问题互相推诿、扯皮，皮球就是这样踢起来的。踢来踢去，小事踢成了大事，大事踢成了难事，踢坏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形象，也踢冷了群众的心。 　　另外，导致文山会海益发泛滥。上面要问责，下面就要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开会和发文，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样集体权力做了决定，写成会议纪要报上去，文件发了，工作是部署和落实了的，一旦有事，谁也不可能对领导班子集体进行问责，这种权力层面的“集体腐败”、“集体渎职”、“集体不作为”越来越多，已成为一种体制病。现在上面一再要求少开会、少发文，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文山会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问责制。 　　二是助长裙带关系和拉帮结派。 　　被问责官员能复出，主要原因，是因为上面有靠山。三鹿毒奶粉事件，全国受害人数达30多万人，这些受害者都是在襁褓中的婴儿，未懂人事就被摧残，这种罪行简直人神共愤，而且国家形象亦受到极大冲击，很多原本因奥运而对中国有良好印象的外国人，因此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整个国家为此付出极大的政治和社会成本。但一场就是不问责省级官员，亲疏有别的问责秀，导致执政党威信的极大下降。

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原党组书记邵立勇（右）被问责后很快复出。

　　神通广大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原党组书记邵立勇的被问责和复出，则是一场当地官僚集团千方百计替当事人巧妙开脱的街头路演。他们想好的托词，在其复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比如说当时的“撤职”可以换成普通人感觉不到差别的“免职”。而免职和“撤职”是有天壤之别的。所谓“免职”，根本就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而是一种正常的官员任免程序，即便邵立勇被免职后第二天就重新上岗，严格来说也没有问题。而撤职就是硬邦邦的“行政处分”了，被撤职官员的复出有严格限制。评论认为，比起邵立勇的火速重新上岗，这个花招其实更让人无语，甚至崩溃。这种官僚集团在处理问题官员时偷梁换柱的背后，隐约呈现出一个相互帮助，相互依靠，不惜以哄弄百姓，损失执政党公信力为代价，来维护同僚利益的利益共同体。 　　邵立勇式的“战略性免职”架空问责制度和公务员处分条例，不过是裙带关系和拉帮结派的结果之一。反过来，为了减轻被问责的可能，或者被问责时，能够享受到邵立勇式的“战略性免职”服务，各级官员们就必须加大公关力度，加宽加厚自己的靠山基础。一把手为了能在面临被问责时，能迅速找到替罪羊，也开始著力在部下中培养更多的“死党”，通过问责，来强化“一个书记一个团”，这就导致部门或地方行政帮帮派化。最近，官员腐败动不动就是窝案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共各级执政团队正在帮派化。 　　三是沦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贵州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2008年带领民建中央行政问责制课题研究组，多方调研后发现，官员被问责具有模糊性和牺牲性。李汉宇说，没有明确责任划分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容易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在中共体制内，一把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就连农村都有“土皇帝”的说法。所以，如果谁在工作中，对一把手的权威形成挑战，甚至是一把手主观认为某个人不听话，则往往会被一把手用各种手段清除。上下级关系普遍难以处理好是中共体制到处可见的现象。 　　问责制的出现，就为上级收拾自己不喜好的下级，消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对手，又提供一个借口和手 段。随便分派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对方，因其不可能，而就有了问责的理由。 　　问责制是由上级问下级的责，其存在的基础就是：我官比你大，有事你给我兜著，出了事我就收拾你。有了政绩是领导的，出了问题被问责的是下属；出问题之前，不关心、不指导，出问题之后，做做批示，摘几顶乌纱，以此向组织交代并堵堵群众的嘴，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加长官意志的膨胀。（本文为摘录，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未完待续） 《多维月刊》影晌领袖，接受订户！ 订阅《多维月刊》请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