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高斌专稿/为什么《南方都市报》专访中如此错误百出?是马兆麟先生因年迈分不清想象与史实,而记者专业素质太差又草率粗疏,将其虚构故事添油加醋地写出来?“专访”中的“马军长”自吹自擂,与“文怀沙大师”的性质岂不是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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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三,马兆麟更多子虚乌有的叙述:
1,马兆麟说他担任过1058团团长,但据韦成枢介绍:1058团先后有3个团长:韩子芳、贾振中、孙芾棠,没有马兆麟的名字。马兆麟自己说不出来他接任哪位团长。
2,“专访”中说“马兆麟营是在傍晚时分开进山西陵井县县城的”,但山西根本没有“陵井县”,只有陵川县。我们查到当时山西还有读音相近的临晋县,后与漪县合併为临猗县。文中还说“部队连夜撤到蓟县”,但山西也根本没有“蓟县”,只有吉县。从陵川县到吉县,县境最短直线距离至少三、四百里,能“连夜撤到”吗?
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亦称晋南会战),主战场在中条山西段的夏县、闻喜、垣曲交界之处,与陵川、临晋、吉县都无关,与文中反覆提到的运城也无关。
抗日战争期间,高桂滋率领17军参加过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岳、中条山等战役,转战广灵、灵丘、繁峙、灵石、祁县、平遥、霍县、沁源、绛县、垣曲等十余县——与马兆麟所说的那些地名都没有关系。
《多维月刊》2009年7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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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先生真的当过“17军代军长”、“84师师长”、甚至“团长”“营长”参加过中条山战役,会对浴血厮杀的地点如此健忘吗?
3,“专访”中还写道:中条山战役中,马兆麟指挥的“部队回到运城县城,没有几天,敌人拉来了大炮,开来了坦克”;在墩台岭“战斗持续了20多天”;敌人暂时撤走,马兆麟让部队“整体回防”,又“过了几天”。
中条山战役,于1941年5月7日打响,日寇蓄谋已久,志在必得,做了周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强攻,怎么可能在进攻之后“过了几天”才“拉来了大炮,开来了坦克”?
查史料记载,高桂滋指挥的17军在5月7日当天坚守住了阵地,5月8日所属84师也仍在坚守,但是因左翼友军80军、3军防线被日寇突破,插到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右翼守卫横岭关的43军防线也于8日凌晨2时被日军突破,致使17军成为孤悬之势,尤其是右后侧受到严重威胁。上级为避免被敌包围歼灭,命令17军转移突围。在中国军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题的“中条山战役”条目中载明:“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激战至8日拂晓,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军长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第17军虽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抗,终因左右两翼皆被敌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
随后几天,中国军队被敌军打散,节节惨败,死伤盈野,最终中条山防区全线失守,历时一共才30天。马兆麟指挥的这点兵力,怎么可能坚持“几天”、“战斗持续了20多天”又“过了几天”?
至于说日军又“暂时撤走”,让马兆麟的部队能够“整体回防”,就更不可能。文中甚至说“日本兵后退了几十里”,稍微了解这一战役的人,都会感觉匪夷所思!
4,“专访”中说马兆麟“到西安第十八路军医院养伤”,1942年“在林伯渠等介绍下在延安陕工和抗大学习一年多”。
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不久番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从来没有“第十八路军”。1939年春,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在西安,只有“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没有“西安第十八路军医院”。
《南方都市报》刊出特派记者王鹏拍摄的马兆麟照片,称其在中条山战役中从营长升到“代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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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只有“陕公”(陕北公学的简称)而无“陕工”,而陕北公学已于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这且不说,陕北公学和抗大,当时录取的是从全国去的青年,照马兆麟的说法,他既然出自黄埔军校,那么他的昔日同窗都在抗大当校长、教官,能让他从头训练吗?
上述说法,马兆麟自己在对高士洁的回忆中,也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均见附件4)。
为什么会如此胡说八道?
——是马先生以为同代人多已凋零,那段岁月很少有人知晓实况,为抬高自己而蓄意编造?
——是马先生因年迈记忆上出现混淆,分不清想象与史实,而记者专业素质太差又草率粗疏,无从分辨也不愿费神,将其虚构故事添油加醋
地写出来?
——是马先生基本上如实回忆在孫蔚如麾下96军于中条山一带与日军作战,1938年负伤回到西安,但记者“乾坤大挪移”,嫁接到八杆子打不着的高桂滋17军的1941年中条山战役?
日前不是有所谓“百岁老人”、“国学大师”文怀沙招摇撞骗被戳穿么?“专访”中的“马军长”自吹自擂,与“文大师”的性质岂不是异曲同工?
“专访”中以下这一段高桂滋脱队的经过,更纯属诽谤:(全文见《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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