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丁一夫专稿／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积极参与者，喊出“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尼木事件之所以演变成杀死解放军官兵的事件，无疑和赤列曲珍的发动、追随者处于一种狂热状态有关系。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是因为她的追随者相信，她是格萨尔王时代西藏一个保护神的转世 ------------------------ （续前）尼木事件 　　2009年，戈尔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书《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禁忌有争议的领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资料匮乏。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可是对西藏的类似武斗，尤其是传说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唯色的《杀劫》和《西藏记忆》改变了西藏文革史叙述的空白状态，外界从此重新开始“记忆”惨烈的尼木事件。戈尔斯坦这本书，收集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档案文件，还收集了很多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是迄今为止对尼木事件最为详尽、最为严谨的研究。

戈尔斯坦新书《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

　　根据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斗期间发生在西藏尼木县的一次“反革命叛乱”。当地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成员，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动员下，攻击解放军支左工作队，杀死了十几个解放军战士。几个星期后，解放军出动镇压，逮捕并枪决了赤列曲珍等“叛乱”为首分子。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戈尔斯坦用大量资料讲述文革中的西藏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后，土改在西藏逐步展开，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历史上那样向政府，寺院或领主缴纳租金，废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债务，废除了差役，这些改革是“翻身农奴”所欢迎的。可惜的是，那时汉地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于是西藏在土改后迅速进入合作化，在文革开始前后组织人民公社。分给翻身农奴的土地，转眼又让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种寺院或领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后的农民们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土地上的产出。 　　根据全国统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首先要无偿地缴纳一部分给政府，这叫做“爱国公粮”。这其实就是土地税。从这一点来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并没有好过旧时代。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本质上是属于政府的。 　　对于农民来说，更糟糕的是，缴纳了“爱国公粮”以后，剩下的粮食也不能自由处理。国家已经有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粮食，只有一条路，就是卖给政府的粮站，这叫做“卖余粮”。问题在于价格是由政府预先确定的，而且是掠夺性地低廉。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们当然不愿意廉价地出售自己的粮食，既然粮食价格这么低，那就尽量先让自己有足够的粮食吃，实在有多余才卖。可惜这个时候，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干部是吃计划粮的国家干部，多卖余粮是他们的政绩，他们要代农民做主，以公社和生产队的名义，过量地向国家低价出售农民的粮食。所以，虽然卖余粮从理论上讲是“自愿”的，实际上卖了余粮以后，种地的农民自己竟不够吃了。

红卫兵焚烧藏传佛教的典籍。

　　在尼木一带，翻身以前的农奴，历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计量单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粮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后，每人每年的留粮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旧时代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类食品减少的幅度更大。对于公社社员来说，自己不仅不能决定怎么种地，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还没有吃饱，就让干部做主交了爱国公粮，低价卖了余粮。于是，公社化以后的中国农民，普遍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积极性低了，产量就会下降，产量下降以后，爱国公粮还是要交，干部们还遍刮浮夸风，虚报产量，强迫多卖余粮，农民们的口粮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时期的中国农民，处境是其历史上最糟糕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而西藏的翻身农奴，还更多了一份艰难。西藏是一个地域广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于气候原因，谷物在仓库里可以储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西藏又是一个自然环境比较严酷的地方，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或牲畜死亡是经常有的事情。历史上，农民除了向寺庙或领主庄园缴纳粮食以外，还经常会把多余的粮食和钱财捐献给寺庙。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农民们就向寺庙借粮借钱。所以西方有学者认为，藏地的寺庙，还有类似西方社会银行的功能。可见，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寺庙，不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外人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往往理解不了，为什么寺庙这样的一个宗教设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么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时期，藏地寺庙经过摧残以后，全面萎缩。藏地一旦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当地寺庙和僧尼已经没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难而无法送达。于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饥荒的藏地，出现了饥馑。历史上从来没有饿肚子的地方，也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 　　戈尔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话，指出公社化和粮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后果的详尽资料以后，想证明一个结论，即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反抗事件，和汉藏问题没有关系。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派性，这和全国各地风行的武斗一样；另一方面，是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个别头头，利用了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来达到为这一派群众组织夺权的目的。这就要说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多维月刊》2009年7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根据戈尔斯坦的资料，赤列曲珍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僧尼，她对于民主改革毁坏寺庙是强烈不满的，但也只是不满而已。根据描述，她似乎还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问题。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围农民信奉为格萨尔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个保护神的转世，具有超乎异常的法力，能够预言未来，保护信徒不受伤害。戈尔斯坦提供了一些当事人的口述，他们对于这位转世神灵的法力深信不疑。群众组织“造总”的头头，看到赤列曲珍的话具有发动群众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认为利用赤列曲珍来争取群众的支持，是增加他们夺权成功的一个机会。就在赤列曲珍的发动下，发生了尼木事件这样针对解放军和政府的“暴动”。戈尔斯坦提供资料说明，“造总”的宣传，理论，策略，领导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特征，它的最重要的头头是个汉人。“造总”是文革的产物，而不是藏民族社会结构里产生的东西。所以，戈尔斯坦认为，尼木事件本质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传下的派性武斗事件，并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尽管参与者和事后被处决镇压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杀死的解放军大多是汉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可是，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积极参与者，喊出了“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这恐怕很难说和民族问题一点没有关系。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变成杀死解放军官兵的事件，无疑和赤列曲珍的发动，和她的追随者处于一种狂热状态有关系。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是因为她的追随者相信，她是格萨尔王时代西藏一个保护神的转世。这种信仰，这种精神因素，明显带有民族神话的特色。 　　这是有一点奇怪。戈尔斯坦是一位受人类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神话在民族集体精神结构中的位置。像格萨尔王这样的藏民族历史神话，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层的一个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参与“暴动”的人虽然打著“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旗帜，虽然举著红旗和毛泽东的像，但是内心里鼓舞著他们的，还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他们最终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参与者，既有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外形，又有格萨尔王等转世神 灵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双重“忽悠”了以后生活艰辛而感到愤怒的西藏农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时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边坝事件，日喀则事件一样，是外来者把阶级斗争强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会强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阶级，鼓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造成的恶性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显然还是低层藏民，是“翻身农奴”。（本文为摘录，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未完待续） 《多维月刊》影晌领袖，接受订户！ 订阅《多维月刊》请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