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丁一夫专稿／如今的中央领导层，既没有胡耀邦时代主政者反思西藏问题时的善意和决心，也缺乏那一代领导者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他们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样，想明白了就下决心开创一个新局面。他们只会维持现状。为此，除了胡萝卜，就是大棒。让胡萝卜变得更吸引人，让大棒变得更可怕 ------------------ （续前）农奴解放以后怎样

青海湟中县是达赖喇嘛的故乡，当局在这里更是加紧批判达赖喇嘛的“分裂罪行”。

　　农奴翻身以后的头二十年，是藏地民众处境最为艰难，精神最为痛苦的年代，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期饥馑，而且失去了他们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庙，失去了他们尊重和珍视的僧尼，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经试图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领袖。这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这些事情，大多也是数亿汉人农民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对于高原上的藏民来说，由于寺庙的被毁和达赖喇嘛的出走，他们的苦难是双重的，他们的痛苦更为深重。 　　于是，有了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反省，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西藏工作会议，亲自前往西藏，允诺给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达赖喇嘛释放善意，开启达赖喇嘛回归的谈判，让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前往藏地考察访问。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态度，是汉藏近百年历史上最好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翻身”头二十年对藏地社会和精神上的破坏是那么严重，在“翻身农奴”心底里积累了那么深的冤屈和不信任。达赖喇嘛代表团在藏地考察期间，藏族民众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惊。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实行阶级斗争，以对敌斗争的观念来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间缺乏沟通渠道，没有及时形成处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关系。藏地民众爆发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达赖喇嘛能够疏导平息藏人民众中积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双方的沟通没有能及时提供让达赖喇嘛亲自参与合作的机会，民众有机会表达不满而造成的政治风险却提前呈现。八十年代后期，国内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时，中央领导层放弃了打破汉藏关系僵局的决心，以八十年代后期汉藏两地发生的不幸事件为标帜，结束了这短暂的第二次蜜月。内地政治改革和汉藏关系改善同时夭折，这也不是偶然的。

吴静怡、张燕秋编著的《西藏之亂：掩盖和扭曲的真相》出版，辑录了不同角度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明镜出版社提供）

　　此后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历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传统方略：经济上实行补贴，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强调中央在西藏的“主权”存在，同时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改善藏地医疗教育；制度上实行“收权”，依靠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左派管理，实权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党委书记手里；精神上实行控制和改造，特别是对寺庙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种方式渗透控制，必要时不惜把军队开进寺庙。 　　从此以后，西藏政策的主导者，又渐渐地恢复了“敌情”观念，在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实际上又开始实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中，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妖魔化达赖喇嘛。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会引起藏人民众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对应方式则是禁止藏人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种唯物主义者的傲慢来对待底层民众的信仰。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对西藏补贴越多，藏人却仍不满的内在原因。 　　由于当代物质进步和技术发展创造的条件，中央对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运输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维持任何数量的人力，保证“收回政权”的需要。可是，中央显然还没有重视，为什么清末在藏地实行的“新政”改良无一例外地宣布无疾而终。他们显然还不理解，为什么翻身以后半个世纪，农奴们还是不满意。

《多维月刊》2009年8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如今的中央领导层，既没有胡耀邦时代主政者反思西藏问题时的善意和决心，也缺乏那一代领导者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他们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样，想明白了就下决心开创一个新局面。他们只会维持现状。为此，除了胡萝卜，就是大棒。让胡萝卜变得更吸引人，让大棒变得更可怕。 　　为此，“阶级斗争”又成了对藏政策的有机部分。无论是纵向比较几百年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从印度次大陆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青藏高原到中国沿海这一大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样，有那么多的军警宪特在监视民众的行动言论，有那么多的政治压力被强加于佛教寺庙。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样，被如此粗暴地剥夺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让所有人都看到，农奴解放半个世纪以后，他们仍然不幸福，他们感觉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汉藏有识之士都指出，欲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回归是一把钥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能够让解放后的农奴得到心灵的归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藏族老共产党人平措旺杰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应该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所谓1959年西藏“叛乱”。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担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危机。于是，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出台了。它强调农奴的解放，实际上是在动用执政者的强大舆论宣传能力，完全不顾历 史事实地重新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农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镇压的合法性来源。然而，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不管人们怎么宣传，百万农奴“解放”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农奴解放以后怎样，才能决定未来汉藏关系的走向。而阶级斗争，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条灾难之路。 　　你是不可能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走出一个祥和的社会来的。（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 《多维月刊》影晌领袖，接受订户！ 订阅《多维月刊》请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