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刘京威专稿／邓小平决定将赵紫阳拿掉后，考虑的接班人的首选，就是李瑞环。但中共十四大召开，邓小平出于让江泽民“稳妥接班”的考虑，没有让李瑞环继续主管宣传，以仅仅59岁之年龄，被安排出任被视为是“只有退休的领袖”才担任的闲职——全国政协主席 ----------------------- （续前）邓小平挑接班人的首选 　　目前我们知道的，只是李瑞环在学潮期间给万里打过电话，“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他是否还给其他元老，例如邓小平、陈云打过电话？总之，或许正是李瑞环的这一类行径，使他在邓小平眼中获得了“印象分”，认为他是跟自己主张一致的人。知情人说，邓小平决定将赵紫阳拿掉，考虑的接班人的首选，就是李瑞环。

刘京威《元老干政》。

　　但是对这一提议，其他元老异口同声地反对，确实，李瑞环的资历太浅，怎么可能在中央掌舵？不过，擅长审时度势的邓小平这一提议，可能本来就不是真心真意，而是“抽车保帅”的一招，是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李先念提出了让江泽民上来，邓小平、陈云都同意了，但在邓小平坚持下，李瑞环也青云直上，他和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同时被增补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坐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宝座，而时年55岁的李瑞环，不仅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轻者，还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瑞环就这样捡了个便宜。 　　在邓小平提议下，李瑞环接替芮庆文主管意识形态。李瑞环本质上与几个“左棍”并无太大区别，但他最大的长处，是脑瓜十分灵活，更懂得应该在迎合了民众之后再操纵民众，不能不讲策略，赤裸裸与民为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李瑞环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给“李瑞环品牌”增添了“开明”的新内涵。 　　意识形态本是中共高层最保守的领域之一，尤其是经历过1989年民主运动的巨大风潮，正是在这个领域，左派势力向改革派、民主派的反攻倒算最为凶猛。这些人许多都是党内大秀才，又有元老撑腰，像写过《回延安》《雷锋之歌》等诗歌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妻子柯岩，拜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为“干爹”，要给王震写传记，他们不把肚子里似乎没有多少墨水的“小木匠”放在眼里，明里暗里让他碰钉子，与他唱反调。他们没有估计到，李瑞环虽然年少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注重读书，是政治局成员中涉猎中国古代史较多的一位。他酷爱京剧，善打乒乓，曾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名誉主席。尤其是精于网球，外出北京必带网球拍，同样也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比他们后台更硬。而他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官僚与他格格不入，群众却喜欢他有魄力、有个性。李瑞环对政坛、文坛上的保守帮派势力一点也不假以辞色。在他当权时，王震的干女婿贺敬之，就是去不掉那个“代”字。

李瑞环告别政坛，将政协主席职位交给贾庆林。

　　李瑞环在个人操守上屡屡被人抓住把柄。他与名旦雷英传出有所谓“艳闻”，他赏识的画家范曾出走西方，都造成很大影响；他与在北京创办私人博物馆的香港某富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直为政敌诟病和追问。 政坛“网球帮”分崩离析 　　中共十四大召开，北京政变后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正式全面接班。知情人说，邓小平出于让江泽民“稳妥接班”的考虑，为免中国政坛再出现变数，没有让李瑞环继续主管宣传。随即，在1993年3月的“两会”上，李瑞环以仅仅59岁之年龄，被安排出任一向被视为是“只有退休的前中共领袖”才会担任的“闲职”——全国政协主席；并于1998年3月连任。 　　李瑞环当然不甘心坐冷板凳。他要起到邓小平所期望的制衡江泽民的作用。主掌政协后，他积极鼓励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并提出了“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的政协工作新思路。经过十年的努力，李瑞环把全国政协变成了一个“言官”的大本营，并能不时地发出一些与“主流思想”不同的声音。

喜爱京剧的李瑞环亲自操刀，改编剧目，以他昔日权力和地位，自有人趋之若鹜，投资搬上舞台，并举行“李瑞环改编剧目汇演”。

　　2002年十六大之前，必须要有一批中共元老退休，已经成为制度的是政治局委员的“八下七不下”，意即68岁，就退居二线；67岁，则可以留任。尽管李瑞环百般不甘心，但是终究势单力薄，在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全体委员预备会议上，李瑞环做了“告别演说”。 　　他下台之后，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天津帮”也分崩离析。 　　中国政坛上有个“网球帮”，天津网球管理中心是他们最经常的活动场所之一。李瑞环一手提携的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都是天津网球管理中心的常客，“网球帮”则一直要追溯到中共元老万里。 　　中共元老中，毛泽东喜欢游泳，邓小平喜欢打桥牌，而万里喜欢打网球，与他有相同爱好的，还有贺龙、陈毅、吕正操等人。中国网球协会成立，吕正操为第一任网球协会主席，万里为名誉主席。打网球成为官员之间进行非正式沟通、联络感情和协调步调的重要渠道。

《多维月刊》2009年8月号刊出了多篇内幕报导。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之间的私人往来，是一件非常犯忌讳的事。尤其是高岗、饶漱石事件出来之后，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甚至越是过去一起脑袋别在腰上豁出命冲锋的战友，越不敢公然互相密切往来——他们知道，毛泽东不喜欢他的部下彼此太热络，党内康生、张春桥、谢富治这样的人又多，高官、将领们担心战友往来被说成是“非组织活动”，“小圈子”，背著“党”搞私下串连的“裴多菲俱乐部”。有网球这样的爱好，就成了万里等政坛上的朋友聚首的重要机会：“去打球”该多么名正言顺！他们便能够通过网球场联谊，交换各自的看法，甚至酝酿一些行动。 　　万里带出李瑞环，可谓“北京开花，天津结果”。李瑞环在 天津任职十多年，致使小小的白球画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轨迹，在天津成了气候。但他下台后，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被判死缓；天津前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宋平顺在被纪委人员约谈之后自杀；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副部级）被“双规”；市委书记张立昌也在十七大前调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虚职，不久就郁郁而终。（本文为摘录，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 《多维月刊》影响领袖，接受订户！ 订阅《多维月刊》请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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