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记者柯宇倩报导／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热闹登场，中国做为书展主宾国，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期能促进文化交流。然而，被西方视为“言论不自由”的中国，主宾国身份遭受质疑。学者认为，中国的作家找到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方式，而西方在评论中国的言论自由时，经常带有偏见。 10月13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展期至10月18日止。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除赞美中国为书展做的准备外，也提醒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应敢于面对人们的批评，在书展中允许人们畅所欲言。 自中国受邀担任主宾国以来，不少媒体发出“中国任主宾国是否适宜”的疑问，矛头多半指向中国的言论审核机制。9月一场书展研讨会中，先是原发给中国异议作家戴晴与流亡作家贝岭的邀请遭收回，随后两人“解禁”，以普通人身份出席会议，但在组织者未知会中方的情况下邀两人发表谈话时，中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场面尴尬。

10月1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两名参观者被中国主题馆内以宣纸为材料的“书墙”所吸引。作为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中国的主题馆设计融古汇今，通过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纸张、活字、书本、墨滴等基本图书元素，利用现代视觉艺术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中国整体文化意境的空间，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新华社记者罗欢欢摄

西方媒体普遍以中国箝制言论自由的观点报导此事，直至书展开幕，仍指此次展示的作品有限，小说类非常少，且大部分是历史小说。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同时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和亚美研究所教授、美中媒体简报（uschinamediabrief.com）网站主任的梁志英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粮食、教育和文化的富足来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但西方把焦点放在政治选择和表达自由上，因此不能以一个国家的情况去评估另一个国家。西方媒体在探讨中国的言论自由时，便经常存在偏见。 “中国的言论自由基本区分为‘公开批评’和‘私人对话’。公开的禁忌话题是有的，例如直接批评政府、辩论天安门事件和法轮功。私人对话或学术讨论里，能探讨的主题更广，例如哈金或高行健，虽然他们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出版，但中国部分大学里仍讨论他们的作品。”梁志英对《多维时报》指出，西方媒体看待中国言论自由时存偏见，它们指得通常是没有压制和审查下的表达自由和批评自由。 反过来说，梁志英认为，现代社会的压制，不总是由“党”来进行。“政治和商业在美国出版品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例如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媒体明显不会批评他的媒体王国，任何与他中国妻子有关的‘不奉承’报导也会被压制。西方的企业、媒体，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塑造‘想法与意识形态’。共产社会里，‘党’具有更大的公开控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军事工业集团是个非官方、但却最有权力的党。” 除言论自由，中国作家在审查制度中是否能保有独立性，也是外界观察此次书展的焦点。德国汉学家顾彬不认为审查制度妨碍好作品的出现，因为作品还能出版到国外，他认为，商业化反而阻碍了作家的创作。“中国文学商业化倾向严重，使得好小说不多，精华在诗歌。”

2009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海报

梁志英认为，长远看来，设置审查制度可能限制社会发展，会导致“超级国家主义”，无法见到真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邓小平改革之前的社会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经济和生活水平相当满意，但如果他们研读现代中国史，也许会理解那些超越资本主义和经济模式、存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至于作家的独立性，梁志英认为，中国的作家、知识份子，都找到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方式。“他们在印刷品与政府媒体上的文字可能是‘官方的’，但也在博客等其他网站发表意见，他们利用科技找到自由表达的管道；以往，中国透过丝路连结其他文明，现在，所有国家都能在虚拟路径上沟通，因此想防堵发声是不可能的。” 此次书展的目的，不外是文化交流、让世界对中国有进一步认识。《南德意志报》认为，书展展现了中国的两面，一个是现代、人道主义和经过启蒙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官方的中国。《莱比锡人民报》指出，德国公众可通过接近中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表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今面临转折，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转变，然而许多西方媒体在报导书展时，仅强调批评性，但这种批判性应是相互的。 相对地，梁志英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上，也应抱持着更包容的态度。“如果中国下一代希望成为‘世界公民’，他们必需熟悉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哲学、文化，思考‘其他’的伟大文明，如中东、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兴盛的唐朝在艺术、文化、思想都受到世界影响。” 法兰克福书展官方网站：http://www.fbf2009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