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来稿／本文以及本人今年在北京[电影艺术]第7期发表的学术回顾文章，都关系到百年来中国历史及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故事编撰事业，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小说和电影事业的理论分析问题。本人30年来从事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与此问题密切相关。 文化现象必须进入深层次研究，对此领域，十分遗憾，海内外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至今都未能注意。本人不久后将对此进一步撰写专论。顺告读者，第10届西班牙‘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已通过决议：第11届大会将于2012年在中国南京召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学术事件，将标志着海内外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准，也必须朝向全球化提升。可以推测，那种只是从表层谈论文艺现象的学术方式，即将走入历史。 中国的当代符号学学术虽然已有30年历史，但是由于文革10年耽误及此前海内外几十年的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迟缓，80年代尚是文化学术状态‘一穷二白’时期，两岸四地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与世界先进之间，存在着30年的知识差距。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界，对此必须诚实以对，迎头赶上此一理论知识方面的差距。海外汉学界属于西方‘少数族裔文化通识’级的学术类别，远远未能涉及西方人文科学主流，对此事实，海内外必须有客观而诚实的认知，不应发生‘知识类别的级别’方面的混淆，否则将严重妨碍未来中国的人文科学进步。 ～～～～ 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中的地位较战前大为提高，但其技术化方向的发展，也使其社会文化影响力难以扩大。同时，随着战后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论化的程度全面深化，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资源”远远超过了哲学系可能包括的学术思想范围。60年代末以来，随着欧洲特别是当代德法思想理论的大规模引入，美国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发展较前明显提升和扩大了。与此同时，英文系自然成为对人文科学理论化新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解释和运用的最主要场地。所谓“英文文学系”的内涵也就大大超出了战前以英美文学史为中心的范围。“文学理论”的涵义也超出了战前“文学批评”和“文论”的狭义范围。英文系突然成为人文理论综合性研究的中心，其原因十分复杂，此处不拟详论。但可注意，此一英文系功能的转化，其特点是把本国古今文学史研究与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研究多方面地结合了起来。各种理论资源中，文学符号学当然是主要流派之一。虽然不论是符号学还是其他理论研究，它们在英文系的发展也受到欠缺严格性的批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英文系的理论研究是借助其他学科成果进行的，其应用性性格远大于原创性性格。然而，在广义“文学理论”范畴内，英文系已成为影响当今英美文化思想方向的最重要基地。此一趋势表明，最具传统性资历的“文学研究”，今日正在介入人文科学全域的理论化实践，并因其突出的综合性运作方向，而在文化学术界发挥着引导性的作用。 表面上，中文系完全对应着英文系，二者都各自相关于本身的文学史传统。二次大战前“文学理论”未兴时代，东西方文学史研究差别不大（远比东西方哲学差别要小）。不过上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学术也还远远未曾充分引入中国。大多数中国文学学者对“作品”的兴趣远大过对作品进行“理论性分析”的兴趣。于是，新时期中国全面开放海禁以来，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二者在内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突然面对着多方面适应“文化新局”的任务。一方面是全面引进西方文学作品，以及引进百年来国人仍然相当生疏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然面对着西方60年代以来的、大为强化了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压力。中国旧时期两岸公认的“文学大师”们，其成就主要为“语史学”（philological）方面的，对于西方古典和现代文论，由于对西方哲学类和西方史学类知识的欠缺，素来也仅只有片面的掌握；而对于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西方“理论世界”，应该说，基本上一无所知。不仅因为许多文学大师长期以来并不研读西方理论类经典原本，而且即使外语高明者，也基本隔膜于当代理论科学内容。于是，在新时期伊始，中国文学界十年来面临着一种颇为明显而人人避谈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要重新树立旧时期大师的地位以使其对新时期学子传道解惑，而另一方面却并非不了解耽误甚久的老师宿儒们对于新时期文学学术的中心任务---文学理论的研习---却根本不能胜任。由于社会文化风习不成熟，社会不清楚文化学术活动的目的为何，往往把学术目标与社会政治性目标混为一谈：也即把“落实政策”类的个人性“安抚”措施与对青年进行积极教育的长远学术目标混为一谈。为大师树碑立传的社会性目标（好象“大师”们的资格是一锤定音的，曾经具大师位者可永远享受此资格，即使他最近一二十年完全荒废了学术，也应在“平反”之后恢复此资格待遇似的），遂与国家学术建设目标不加区分。学界有些人似乎不明白，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目标，不应该是为过往学人“排座次”，而应该是在前人基础上促进新学术发展，后者必然是要迅速与新学术相联系、相比较而予以不断重新评价和利用的。学术理论研究应该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过往的学术成就是为了未来学术的发展“服务”的，不是为了评比学人荣誉高低之用的。但人们总是颠倒着二者之间的次序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些人总是少关心学术的真正进步，而多关心如何借助学术来谋求当事人的名利。所以，说到底，学者不调整个人“心术学”状态，就难以实在地提升个人和集体的学术水准。过往学术大师的名号问题，也就难免总是被用作后人提升学术利益之具了。 但是，新时期渐渐采取的人文学术全面开放政策，却也使青年学人“同时态地”接触到海外一切学术思想，包括大师们并不了解的新思想。等到再十年留学生们回来后，新知新学的眼界已经大致与世界接轨了。新时期和旧时期之间在文学学术的内容和方向方面也就分别得更加明显。在中国，这个“中国文学界”的身份问题却比西方各国的本国文学之构成要复杂得多，它显然由两大部分组成：狭义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百年来中文系或狭义“中国文学学术界”，对于外国文学知识极其需要，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环境内，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很快就介入了“比较文学”领域，其中不少人都成为学兼中西的学者。但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界出现的最重要却不大引人注意的变化是：中文系新生代学术内容及方向的逐渐调整。此地说的“中文系”和“中国文学界”并不等同，后者包括着另一无比重要的领域：中国文学创作界。我们注意到百年来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突出现象就是：中国小说界占有的至高（几乎无尚）地位。此一情况今日结合到影视故事编撰业的空前发达，遂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中国故事编撰业”。这一领域，因以创作通俗故事为内容，故首先与“学术”、“研究”、“理论”等无甚关系；其次，此一“通俗文学”领域，其读者群构成也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今大多数读者均属广义“科技工商”人士，其知识训练和文化趣味，与高层文化、学术界人士可谓完全不同。（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则主要以此界为对象。汉学的前理论性性格，使其易于对应于乏学术性的中国通俗文学创作界，却并不具备处理中国“中文系”学术问题时所应具备的语言性和学术性条件。） 中文系是一种研究单位，它的身份和功能应该与作为今日文学主流的“中国通俗文学界”明显不同。故本文主要谈论中文系与文学理论、特别是与文学符号学的关系。当然，所谓“中国文学界”以往是以故事编撰业为主的，其相关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涵义，和此处所谈的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相当不同。中国现代小说事业，是一个相当具有综合性背景的文化现象，涉及到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其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内涵的幅度，远远超出了狭义“文学学术”的范围。与其相联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等，其知识结构和功能，也相当不同于“文学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所规定的学术性条件。他们是由特定的文化、社会、政治综合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非由文学史本身的学术研究需要确定的。这一历史现象，随着新时期和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必然面临着重大变化的前景。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论题：中文系表现出了与今日英美英文系类似的、朝向于理论化研究的专业性格转向。首先，这是我二十年来在两岸观察到的一种事实：中文系的青年学者特别关心理论化思维。这个趋势之所以引起关注，乃因它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往关心文学理论的主要是外国文学界，今日文学理论的兴趣则越来越由中文系分担了。其次，此一倾向反映出某种中国学界内在的需要：“中文系”（而不是哲学系）将越来越可能成为联接历史和现代、理论和创作、学术和生活的综合性理智运作场地。其中最简单的理由是：中文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后者的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文学创作本身不需要多少理论，但对这些文学创作今日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对文学创作产生和作用的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研究，则必须依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众多理论，包括其中最新的理论发展（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等领域内的相应理论进展）。这一方面已足以促使中文系加强自身的学术理论建设了。作品虽然可以满足于通俗化层次的娱乐和思想要求，对作品的“研究”则自然须趋于学术化和理论化。作品的创作者和作品的研究者，分属不同知识分子类别。研究者中又须划分“靠近”作品的文学批评和针对一般现象的文学理论。这种情况与60年代以来的法国电影理论界的情况类似。不难理解，文学研究家和文学创作家的身份、作用和所需知识程度和方面都非常不同。旧时期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所谓“文学家”这样的笼统概念，今日已不明确了。正如“中国电影家”这样的概念今日必然不能再包括电影学者在内了一样。（我在80年代末受邀担任《当代电影》编委期间最主要的工作，就在于说明为什么电影制作和电影理论分属不同的文化学术类别，必须严格区分。而当时的所谓“电影工作者”概念则将一切与“电影”搭边的人员都纳入一个“大家庭”内。可参照本人在该刊的相关文章）因此，在不同的现代化时期（百年来的三大时期：旧时期1，旧时期2，和新时期），“文学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涵义和规定也就相应地有所区别。前两个时期的“研究者”或“理论家”的学术资历或知识背景，一方面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在意义构成上大致属于同一层次，即文本思想内容层次（“内容面”层次），另一方面其知识思想类别属于“文学本身”之外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层面，具有相当的历史实用性背景。此一文学相关背景，与今日文学学术本身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要求，已不属于同一文化实践的层次和类别了。 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构成和功能略有不同的是，中文系的另一个部分内容相关于一个庞大的“古典文学史”。英文系固然也有一个历史的部分，但那个部分与中国的相比要短暂、单纯的多。比成熟英文文学史大约长数倍的中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是不能直接联接于英国文学史的），其重要性、复杂性、稳定性在世界上堪称第一。尤其重要的是，广义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包括文史哲艺全域，实与几千年中国文化史密切重叠。在现代“国学”领域，中文系实比其他文科诸系承担着范围更广阔的研究任务。由于包含着文史哲艺各域的内容，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就自然会涉及到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全域的知识理论（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学的，不一而足）。中国文学史本身是前理论化、前科学化的；但对其进行的现代化研究则必然建基于现代学术知识之上。 新时期30年与上世纪两个旧时期（49年前的旧时期1和49年后的旧时期2）相比，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两期以对文学史作品的分类描述和直观理解为主，而新时期则开始进入了科学化、理论化的研究阶段（不妨说，我们刚刚完成了新时期1，正在开始新时期2）。也就是学者们感觉到必须将研究方法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前沿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文学史作品的因果性、意义性、价值性的理解。在此学术实践中，中文系自然与外文系在追求文学研究所需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目标上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