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李总您好，跟您应该算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您之前曾经以学者的身份出访，也曾经是以商人的身份驰骋海外商场，这次我们搜狐出国事业访谈拜访您，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动力驱使您回国投身于国内的教育事业从零开始呢？ 　　李嘉玉：简单的说，我这个年代的人有一个烙印，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烙印，这不是我愿意的，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就是那样灌输的，我是1978年读大学，我是16岁上大学，每天看到“知识就是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类似这种口号，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多多少少在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愿望，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我是1989年到美国，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到纽约大学做访问教授。实际上我真正对科学的认识，说起来不怕您见笑，是在纽约大学实验室里面体会到的，突然之间对学术产生了厌倦，因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我是他第一个研究生，他对我的训练特别好。我觉得我很有本事，到了美国之后在实验室里面我得到了另外一个训练，就是所谓的科学实验。通过几年的研究我领会了科学的含义，出国之前我没有领会科学的含义，在实验室里突然明白以后，我觉得科学也不过如此，实际上说穿了，科学是一个思维方法，是一个分析和归纳综合的思维手段。 另外一个促使我离开学术界去经商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黑龙江省外贸公司卖给纽约一个犹太商人8万美元的“鱼仔酱”，“鱼仔酱”就是松花江生产的一种鱼，大马哈鱼，和三文鱼是一类。它的鱼仔就叫鱼仔酱，俄罗斯人吃鱼仔酱是拿面包蘸着鱼仔来吃，高级的鱼仔酱非常昂贵，8万美元的鱼仔酱在90年代对于渔民来讲是很大的一笔出口生意，可能是一村子渔民一年的收入。纽约的商人犹太人很富，当时出口的人很少，黑龙江省外贸公司找到我，说能不能够帮助讨这笔钱。然后我去讨钱，犹太人说不是不能付，在外贸的文书上有问题，在订单上写“松花江鱼仔酱”，在送货上的时候，送货单写的是“黑龙江鱼仔酱”，按照贸易法，如果你送的货和定的货不是一个货，人家可以拒付。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作为科学研究人员出身，这种事情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因为中国很多进出口公司跟国外做生意，我觉得我能做。我能做什么？我设计了一套计算机系统，给进口和出口公司做公司的运行管理。一开始像闹着玩一样，后来真的在纽约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到目前为止纽约有几百家进出口企业用我的软件，我们公司从那个时候慢慢的起步。那个时候我们叫“下海”，我是在美国下的海。 　　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但是经商，我并不觉得老实人就不能经商，我发现我有我的优点，我在纽约卖我的软件，不用提我是教授或者是什么来历，实际上你给人家非常好的服务，因为你能解决进出口里面的实际问题，比如这些文件，通过我这套系统做这些文件都不会有问题，因为里面的信息可以共享，效率非常高。到什么程度呢？一个20几人的企业，一年可以做几亿美元的生意，用了计算机系统之后管理效率非常高。我们当初做的，国内也还没有，后来很多国内企业想把我的这套系统拿多国内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因素我不管理这个企业。基本的因素是我的母亲有病，我母亲当时是脑中风，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子，我们家一切的开支都由我来支付，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的母亲生活的幸福，当时爱国主义的情操也是基于家庭，我是非常渴望我的母亲幸福，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我的父亲是个工人，我母亲鸡、鸭、羊、猪，所有的家禽都养过，无非是让三个孩子吃饱、穿暖。作为长子对家庭有责任心，希望自己的父母幸福。突然间当我已经有钱，事业有成的时候，在1997年我的母亲中风，对我的打击很大，至少做生意的动力失去了。我开始不怎么管公司。另外我在纽约几年的拼搏，我从来没有休过感恩节、圣诞节、元旦、春节，那几年没有节假日，经常干到半夜再开车回家。我的办公室在纽约帝国大厦67层，那时很风光的，留学生里我算是在纽约做的很好的。我的办公室下面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后来扩大，搬出去。 　　我在帝国大厦三年，我从来没有到过大国大厦顶层，为什么？顶楼是风光区，去看纽约城市的风光，我没有心情去看风光，就认为我只要睁开眼睛就要工作，实际上闭上眼睛也是在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在睡眠中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很多企业的问题。到1997年的时候，加上我的母亲生病，我的身体不好，后来我基本上处于“退休”状况。 　　但是我身上的“烙印”一直没有减退，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升学，我重新捡起美国大学方面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教育的效率提法，教育效率的提法在美国会看到，在中国看不到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来源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谈，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课题。使我意识到，在我的身上，中国的教育可以反映出来，所以我的训练非常好，但是我的训练并不是最有效的。后来一直在关注着国内的教育，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有很多优点，但是中国的教育效率始终没有提升的很好，就是跟发达国家，包括德国、英国、美国，尤其跟美国比，我们的教育效率，尤其是大学的教育效率差距非常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都学数理化，整个的精神都用在数理化，社会的精英都学数理化，却没有人学习怎么管理国家、怎么管理企业、怎么做一个很好的服务员、怎么做一个很好的警察，都没有人管。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不是很和平、和谐的社会。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非常的辉煌，但是今后这几十年我们可以做的更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教育的社会效率问题，然后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很好的效益。有了效率，才能有效益，这是一个连带相关的词汇。所以这促使我希望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能够真正的跟世界接轨，像我这个年代的留学生是在理科和工科上跟世界接轨，在经济建设上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都不否认的。今年是邓小平恢复高考30周年，大家都非常肯定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政策非常成功。成功在什么地方呢？成功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我们一直没有提倡。建设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下一代应该做到。他们要想做到，必须踩在我们这代人的肩膀上才能做的更好。我希望这些孩子们踩在我的肩膀，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世界最好的文化，有机会回到中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从文化上建设一个新中国。 　　海利：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的更高，您要做这个巨人？ 李嘉玉：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垫脚石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今天带来几本书，都是我过去几年写的，一共是8本书，已经有4本书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我期待着能够为中国的优秀学生在他们寻找更美好未来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海利：您刚才讲了驱使您回国创业的动力，是一代人的根深蒂固烙印：做为炎黄子孙，做为华夏儿女的一颗爱国心，爱国主义。在您回国创业这段时间里有什么感触吗？与国外创业有什么不同吗？ 　　李嘉玉：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我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有10多年的时间，从法律上说我是美国人，尤其在公共场合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小心，避免伤害到同胞们的心。作为中国人我不得不说，美国的创业环境比我们要好。举例来说，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要30分钟，在中国注册一家公司至少要3天，可能有3天能办下来一个执照就是破纪录了。所以您就看出来美国整体社会运行效率非常之高，这也是我期待能够帮助中国的学生，下一代的留学生他们在软件上，在文化上，在管理上来建设中国。 　　另外，员工的素质。我们国内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国外很多企业由于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很多企业破产，电视报道，德国今年的收益相当于86年的水平，因为他们都是工业，由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冲击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欧洲是很不幸的，欧洲以前是美国对他们的冲击，从二战以后一直受到美国的冲击。本来美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指望欧洲可以翻身，结果又来一个中国，所以没人期待中国富强，真的是这样，希望中国贫穷下去，这样人家才能过好日子。我的意思是想说，我回国前后雇了几十个员工，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员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基本的效率问题。他的基本技能训练不充分，比如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员工，能够写出一篇漂亮的中文文章，我不让他写英文文章，英文文章他是绝对写不出来，但是用中文写一篇漂亮的中文文章，这种人才非常难得。其他稍微专业一点的更难了。为什么这么说？是基于我在美国有大量的员工，这些员工专业化的程度，我们不说他们博士、硕士学位，就说技能的训练，中国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员工素质的不理想使得企业运行效率受到很大的困扰。再加上国内企业运行环境又有很大的滞后，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在走向世界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异。 　　海利：这是整体的效率问题，个人素质的专业化，个人技能的专业化非常重要。 　　李嘉玉：但是回国有很多开心的事情，看到很多优秀的、聪明的中学生，他们受到非常好的训练，尤其是数理化方面的训练。但是教育上也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跟美国的中学生没有差别，我们的优秀中学生完全可以在哈佛、耶鲁、斯坦福等著名大学，跟美国、跟全世界优秀学生一正高下，就像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在理科，在数理化方面跟美国学生不分高下一样。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完成了历史任务，当然尽管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人夺得诺贝尔奖，但已经是非常的优秀。所以下一代的中国学生可以在人文方面、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跟世界同步，我们的中国也就会跟世界同步，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美好的远景。 　　海利：以前有这么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的中学生还是对理科偏重一些吗？ 　　李嘉玉：就我所经手的学生有几百名之多，我辅导他们怎么申请美国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文，大概不到70%的学生学文。为什么？不光是学生优秀，家长也优秀。家长意识到经济建设中国已经被父辈做的差不多了，下一代再学数理化可能找工作吃力。所以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学的最多的是工商管理，不一定让孩子非要学工商管理，只是把孩子的才能挖掘出来，另外考虑到整个大的环境，适当的引导就足够了。所以在文化上建设中国一定会实现，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中国崛起一下就能实现，但是是指日可待的。 　　海利：您未来几年之内，打算怎样为文化建设这个大课题做贡献呢？ 　　李嘉玉：我想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会继续提供SAT辅导，如果想申报美国著名大学一定要提供SAT成绩，这是一个标准考试。我会继续提供这方面的辅导，因为这方面的辅导是国内的空白，尽管国内英语培训机构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家专业机构提供SAT培训，我们应该算是最专业的一家，我们有开发自己的SAT学习系统，有这方面的著作。我还会继续指导更多的中国学生申报美国最优秀的大学，这方面也是中国的一个空白。因为中国以前到美国最优秀大学的学生很少，将来会很多，这就牵扯到怎么样表现自己，怎么样被美国著名大学接受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个辅导。另外一方面，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美国学到的体会就是如何提高教育效率的问题上，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有效率，能够对中国的教育效率贡献我的力量。首先在英语教育效率上着手，然后慢慢的把我的思想，把我的一些想法慢慢付诸实践。这是我在美国受到很好的训练，我觉得引得自豪的是，我不但能够提出好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有实实在在的手段可以实现，这一点也是美国训练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实现教育效率的过程中，我会首先以技术的角度实现。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 提高交通的效率，要想解决北京汽车拥堵的问题，不能说派出警察在路上指挥就可以解决，这解决不了。怎么样解决？我提高技术。如果提高整个北京市街道车辆管理系统，使它实现高效的管理。比如香港，香港的汽车不比北京公路单位面积汽车拥有量更低，但是香港汽车流量效率非常高，这在于它的管理效率。它提供了一个技术，就是如何管理好汽车的流量。也就是说，你要想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就不能够单纯的采用简单手段，可能要从技术手段解决。比如多修建地铁，就会缓解里面汽车的压力，这就是通过技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