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郑曼玲/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这些天，关于高考报考人数骤减的消息引发多方关注。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将有102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但也有84万本可走入考场的学生，选择转身离开。 与前些年持续升温的“高考热”相比，这个“香饽饽”出人意料地遭受冷遇，显然是教育领域的一种异动。有人拍掌叫好，称这是成才观理性化的体现，“高考一元论”转变成“多元并存”，并非坏事。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盲目乐观，就是有意粉饰太平。理性高考观、教育观的建立，需改变现有升学教育模式和社会用人环境，聘用人才不看学历而重视能力，读书的首要价值不是“升学”，不是为了获得学历身份而是提高能力与素质。显然，这样的环境目前尚未显现，摆在退考学生面前的，并没有多元化成才途径及与之配套的政策支持。由此可见，止步于高考大门，并非一种自发性的改变，更多的是一种迫于外因的被动调整，是一种辛酸无奈的选择。 “后悔上大学”占34.7% 亦有人分析，考生大幅减少，与人口结构变化、教育政策调整以及就业难困境有关。这个不无道理，但似乎亦非问题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退考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反映出教育领域的嬗变和危机，其背后是教育品质的下降。 近年来，在持续“大跃进”式扩招政策下，中国的大学生数量翻番飙升。但在普遍存在的大学官场化、行政化、逐利化和文凭批发化，又使各个大学教育质量急转直下。《中国青年报》早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表示“后悔上大学”，其中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金钱和权力成了一些大学的开路先锋，教育资源成了交换利益的筹码，教育“媚权”丑闻时有发生。最近饱受舆论诟病的几宗权势家庭子弟高考加分不公、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便是例证。这些难免影响社会对受教育价值的认可和评估──受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获得公正待遇，教育机会与社会公平之间发生断裂，显现了愈来愈尖锐的不一致。 恐造成社会群体分化 从这点看，那些主动或被迫远离高考的学生群体，折射出的是失衡不公的深层社会情景。而就业难不过是其中一个表象，因为对于“ 有背景”的家庭来说，子女就业难只是一个伪命题。弃考学生中以社会资源相对缺乏的农村生源居多，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 古往今来，“学而优则仕”几乎被一致认同为人才筛选的相对正当而公平的阳光途径，它至少为成千上万平民子弟提供了机会，让其相信通过自身努力便可打破原有的身份限制，重新改写命运，实现价值提升。倘若这条途径亦需被迫放弃，不仅会阻塞阶层流动的通道，更会造成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隔绝。因此，高考的“风光不再”，留下的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和思考的课题。（本报广州六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