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赐贵／1月28日，河北两律师在北京状告广电总局，要求其撤销《色•戒》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发行、放映《色•戒》。两人都是抗日志士的后裔，他们说，《色•戒》恶搞抗日史实，亵渎抗日先烈，宣扬汉奸形象，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他们观看后遭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燕赵都市报》1月31日） 　　对于历史问题，学术界本来就分歧甚大，但这种分歧和学术界与社会大众的隔膜比起来，恐怕还是要退居其次的。就拿这《色•戒》来说吧，你要说它涉嫌色情，那我无话可说，但你要说它是汉奸电影，亵渎抗日先烈，我就不敢苟同了。 　　众所周知，电影《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而后者被许多人当成张氏晚年带有反省意味的传记小说。对此，学术界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抗日、革命等历史洪流面前，并非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种选择，个人在配合大潮流的同时并非没有个人的选择与利益。可以说，“小我”只要不跟“大我”产生冲突，那它也是可以存在的。当年的张爱玲是这么选择的，后来的沈从文也是这么选择，今天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更是这么做。电影里的王佳芝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只不过她最后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害人又害己。李安把这么一个故事加以修改，通过电影的模式再现出来，并无不妥。 　　河北的这两位律师认为《色•戒》是汉奸电影，其实是二元对比思想的“旧病复发”。事实上，不宣扬抗日不等于宣扬汉奸，提及抗日活动中的负面形象也不等于丑化抗日。在我国的近现代历史上，英烈的光荣事迹很多，汉奸叛徒的故事也不少，更有那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等一复列复杂因缘，又岂是“烈士”、“汉奸”二词所能完全概括的？切不可一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给对方扣顶“汉奸”的大帽子，这不仅仅是宽容精神的需要，也是走向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艺术与学术是最经常挑战“潜规则”和传统习惯的两个领域，对于这两个领域的活动，尤其是试探性研究，我们更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两位律师认为《色•戒》“损害了国家荣誉，践踏了民族尊严，危害了社会公德，颠倒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价值取 向，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未免有些上纲上线、言过其辞了。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经受了百年屈辱，多少革命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请两位律师相信，提倡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笔者和你们一样，对这些先烈充满万分的敬意。我也相信，这些先烈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一个自由、民主、现代的国度，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社会。如果我们今天以“汉奸电影”的名义禁映《色•戒》，这将是对先烈们最大的亵渎。 （中国“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