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有资料显示，在中国13亿人口中，大约三分之二或更多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而且许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不过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即便是参保人通常也要仔细想想自己能否负担大病的治疗费用。西方媒体的报导认为，中国的医疗保险缺乏所引发的问题，开始成为中国日益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和10亿农村人口所面临的一场危机，在经济上，他成为了支持中国人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难题；在政治上，它甚至可能削弱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 为什么中国人储蓄率这么高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路透社中国经济主编、专栏作家魏伦（Alan Wheatley）从北京发出的一篇题为“医疗成本和国民储蓄率的联系”（The Link Between Health Costs and National Savings Rates）的报导。报导说，去年，西安的郭勇刚（Guo Yonggang，音译）在驾驶一部农用机车时出了车祸，造成脊柱严重受伤。

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很普遍。图为北京阜外医院门诊大厅内排队挂号的患者。（中新社）

他的贫苦的家人好不容易才筹到3万人民币来支付紧急治疗费用，但是，要挽救这位20岁的青年免于终身瘫痪，手术费还少7万元。 像上述郭勇刚这类故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这么高？这仅仅是一直困扰中国，使得这个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失衡的许许多多原因之一。 中国老百姓就是因为中国太大，而且还太贫穷，尚无法提供综合性公共服务，才一门心思把自己的钱存起来的。人们还必须支付孩子的高额学费。而且他们知道，届时的退休养老金不会好到那里去。而且，如果他们不走运的话，他们很可能碰上生大病，医疗费令人倾家荡产。 所以，从1995年开始，也就是从国营企业和单位停止向员工提供保健福利起，到2008年，中国都市家庭平均储蓄率上升了11％，到达可支配收入的28％，这样的状况则毫不令人奇怪。 “这是一个长期问题，而且，就算下了很大的决心，也不可能在一夜间解决，”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谈起扩大社会福利时说。

1998年，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称“社会医疗保险”（资料图片）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总算有所进展，特别在医疗保障方面。 国民期待已久的新政策蓝图最终于今年4月公开，目标是到2020年时实现全民健保，到2011年时保证90％的国民获得某种程度的基本医疗保险。 政府会为此计划额外提供8,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建造2.9万家社区医院。 “如果所有这些依照计划实行，这将会是向前迈出一大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北京的首席代表艾文耕（Vivek Arora）说。 这些和其他增强社会安全网的政策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还不足够。 “为了维持私人消费的增长，继续前进，减少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艾文耕先生说。 难以改变因病而穷的状况

在中国，“因病致贫”的情况依然存在。（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上升10.2％，而私人消费只占其中的2.8％。事实上，消费增长十分强劲，但是，投资增长更快。因此，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反而在同期间从46％下降至35％。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想在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重新打造他们储蓄时，依靠中国来承当弥补消费紧缩空缺，风险是很大的。 台湾在1995年推出综合性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后，研究人员们发现，台湾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下降了9％，降至14％。 问题是，在中国，即使政府正在扩大保险的覆盖比例，但是，远远不足以保障人们各种医疗健保的需求，所以人们仍然需要自掏腰包。 自从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于2003年开始起，保险的覆盖人口扩大至8.3亿人，医疗费的平均报销率从25％增加至41％，根据中国卫生部官员聂春雷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新的中国农村保健改革的研究报告中说，农村民众自掏腰包付医疗费的总开销的比率从2004年的80％下降至2006年的69％。但是，报告说，该比率大概不可能下降至60％以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研究员谭中和说，到2020年时，看病就诊不应该再是一件困难和开销昂贵的事情。 但是，他说，就目前来看，农村的健康保险水平仍然非常低。再加上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们的消费习惯，很难想象这种医保对农村的消费会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这个医保计划并不足以防范因生病而变贫穷的现状，只能减缓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在电邮中写道。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有局限性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还控制和管理著所有的医院和医生，医疗保健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在城市，政府为公务员、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保险；而农村的人民公社则保障农民的医疗。不过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面向市场的改革，于是人民公社解散、亏损的工厂关闭，整个医疗保健系统也就此开始解体。上千万的工人丢了工作，也没有了医疗保险。 十年前，中国政府开始探索医疗保险制度的新模式。1998年，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称“社会医疗保险”。该制度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的日常医疗和“大病”负担一定的保险费。职工个人平均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2%，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7.5%，这样就解决了这项计划的资金问题。不过该制度并未包括家属在内，孩子们只能依赖学校参保的有限险种。政府强制国有企业执行此项政策，而大多数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根本就不予执行。 这项制度有许多遗漏。2003年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09亿城镇职工，只占全国约6亿城镇人口的不足20%。农村地区的参保人口更是少之又少。研究表明，四分之三的私营企业职工没有参保。

中国各地正在加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10月30日，广西南宁隆安县那桐中心卫生院的院墙上明确标明农民报销的比例。（中新社）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就有局限性。它一般可报销70%至80%的医疗费用，而其余医疗费则需要病人自掏腰包。如果钱不够，重病的病人就会被迫出院或者选择便宜的治疗方法。基本药物可以报销，但像有效的抗癌药物这类昂贵的新药则不在报销之列。 扩大医保和过度诊疗的两难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从农业部的一位研究员曹力群还指出，农村医疗项目也并没有兑现当初宣传时的承诺。 “是的，它确实给很多人提供一些保险，”他说，“但是，这些钱太少，在根本不足以支付农村地区的实际医疗费用。” 另外，医疗费报销的程序太复杂，曹力群先生说：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的小诊所，往往不算在报销范围内，而且，到外地治疗的医疗费很难得到报销。“如果想改善农村健保，”他还说，“那么，政府必须大幅增加支出。” 中国把大约5％的GDP用于保健服务，但是，政府提供其中的五分之一的花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显示。 在今年的中央政府预算中，医疗和保健的预算仅占总额的2.3％，相比下，教育占到4.4％，环保占了2.9％。 如果说中国在医疗保健上开支太少，那么，美国就是支出太多，占了GDP的17.6％。可是，在某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和奥巴马总统都面临著相同的难题：就是如何扩大医疗保险，如此一来，使得民众可以利用起此前无力使用的服务，与此同时，又不鼓励医院和医生趁机给他们的医疗服务灌水。 http://image2.sina.com.cn/cj/blank/U2081P31T36D2393F1653DT20070309100238.jpg中国医保政策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实现全民健保

在美国，医疗保险商会通过“使用评估”防止“过度诊疗”情况的出现（资料图片）

“当前，美国政府正为完全相同的问题头痛：如何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支付医疗费用，既然鼓励他们妥善地治好患者，但是，又不会刺激他们无病也开药的过度诊疗（overtreat）的风气，”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瓦格斯塔夫(Adam Wagstaff)说，他是中国农村医疗项目报告的主要作者。“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而且，中国的这类问题可能比美国更严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说，在中国，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管力度不大。医院和医生也几乎没有自我监督制度。中国缺乏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那种医疗职业协会来制定职业道德标准、听取投诉和惩罚违规者。 当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医疗保险计划时，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与之俱来的设计缺陷：不论医院选择提供何种服务，这种体制至少都会给医院报销一部分费用。政府经济学家承认，实际上，国家已经成为医生的空白支票。经济学家称，这种体制鼓励医生多开高价药，多进行昂贵的检查，然后向患者收取医疗保险无法报销的费用。 在美国，医疗保险商会通过“使用评估”(Utilization review)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使用评估是对医院治疗的医学必要性进行评估的过程。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程序不予报销。尽管这种评估的效果不尽相同，但此过程对大肆进行毫无必要的治疗具有威慑作用。在中国，目前基本没有这种评估程序。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导说，美国的许多医疗保险计划还为重病患者设定了最高自付额。除了保护重病患者免遭倾家荡产的厄运外，设定最高自付额还能激励医院加强成本控制：高额医疗费账单需要由负责报销的保险公司进行审核。相应地，美国医院向参保患者收取的费用有时比向未参保患者收取 的费用还要低。 一些专家称，中国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参保患者会被劝说接受比未参保病人贵得多的治疗，这是中国的保险体制可能带来的后果。瓦格斯塔夫和同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林德罗(Magnus Lindelow)共同撰写的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有时参保患者会被劝说接受比未参保病人贵得多的治疗。报告称，相对于基本医疗，中国医生更愿意采用高科技治疗手段，虽然这些昂贵的治疗手段也许并没有那么必要。医保实际上增加了产生高额自付费用的可能性。他们还表示，目前缺乏正式的患者投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