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特约记者锺健／古语云三十而立，中国民间组织在过往30年从无到有，力量从小到大。拉萨「三．一四」骚乱爆发后，独具中国特色的「NGNO」(非政府非组织)——新锐网路论坛在反藏独、挺京奥浪潮中脱颖而出，风头一时无两；8月奥运会前夕，身为NGO(非政府组织)的保钓组织在北京罕见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令各方为之瞩目。 民间组织的掘起满足了民众与生俱来的结社愿望，也为社会带来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独立民意。然而，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之下，官方对民间组织的管辖原则并未改变，民间组织需要在有限空间中辗转腾挪才能为自己的发展争得一席之地，箇中的分寸拿难颇耐人寻味。 30年间，昔日被视作边缘群体的NGO在中国嬗变。北京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总结指出，十几年前，活跃在中国NGO领域的主要是离任退休官员，如今愈来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精英成为NGO全职成员，众多中高端白领担当志愿者，NGO「精英化」趋势十分明显。 社会捐赠增加吸引精英加入 康晓光认为箇中原因主要有二：其一，NGO等概念的社会认知度大幅提升，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中层十分认同，令年轻精英愿助NGO一臂之力；其二，随覑内地企业的壮大以及富人对慈善、社会责任的热中，中国NGO接受的本土捐赠持续增加，连带工资亦「水涨船高」，反过来吸引更多精英加入。整体来看，中国NGO人员素质、专业水平，以及管理能力与十多年前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立场﹕多帮忙少添乱 然而，由于NGO兼具结社和集体行动双重属性，政治挑战能力很强，官方对NGO的管理淮则并未改变。康晓光说﹕「从过去到现在，政府始终用『多帮忙，少添乱』的淮则来管理NGO组织，既要利用，又要控制。」 康晓光表示，NGO可以在扶贫、养老、环保等方面提供大量民众所需、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社会服务。官方不仅允许这类NGO存在，而且给予一定立法空间，帮助这些组织规范管理。例如现在各类扶贫NGO不仅注册方便，组织募捐、接受媒体访问亦甚少受干扰，甚至有时官方还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它们在贫困地区展开工作。 另一方面，任何带有政治色彩、有政治诉求的NGO一直都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毛泽东时代对NGO的态度是『一刀切』，严禁民间组织的存在，现在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分类控制，『添乱』的就控制严一些，帮助政府提供重要紧急社会服务 的就扶持多一些。」 任何机构「规模大了就不行」 康晓光解释，1989年中国颁布管理NGO相关条例，其中人员规模可算是悬在NGO头顶的「高压线」。「政府的态度是，不论什么机构，也不管有何目的，只要人员规模大了就不行。」以官方清理气功、传销组织为例，这些只为赚钱的组织一度有上千万成员，即便没有明确政治目的，但如此庞大的人员规模，仍令官方高度警觉，担心万一出现政治诉求，会很难控制局面。「现在官方对NGO的资金规模不太在意，更在意的是NGO的人员规模，对NGO潜在的集体行为最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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