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庶(德国)来稿／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操控，通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和经过有识人士的揭露，人们已看得越来越清楚。它们犹如社会的蛀虫。 美国有四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又不断高涨，新总统要对医疗保险进行改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却遭到特殊利益接团——少数几个垄断私有医疗保险公司及其政治代言人，的极力反对；同样，奥巴马总统欲对华尔街各种不透明的金融买卖交易进行更严格的监控，也遭到特殊利益集团——几大投资银行和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顽强抵抗。 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也在社会与经济转型中日渐坐大；民众恨之入骨，却束手无策。10月12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曾与人合用著名“皇甫平”笔名的周瑞金发表了《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一文，引起人们的重视。文中指出，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结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接着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的文章《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位部长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什么危险？从最近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除恶行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的黑恶势力已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得很深。在抓获的14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中，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这4人有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文强则是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和司法局长，其下属也广泛涉案，可见特殊利益集团向政法系统渗透的程度有多深。中国共产党再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不是有可能整个变为一个庞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危险吗？ 就社会构成而言，社会除了有众多的个人和家庭为成员之外，还有由各种党派、组织、机构形成的多元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集团，就必定有其利益诉求。因此一个社会要保持和谐和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开、合法、透明的利益诉求机制，让社会中各阶层和各群体的利益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基础上能够进行有效诉求。 从迄今人类实践积累的经验来看，民主制度为此提供了一个较可行的政治体制。但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利益诉求机制变得不公开或不透明，权力、机会、规则、分配的公平原则又得不到贯彻，利益集团就有可能钻空占据强势或垄断地位，再通过其政治代言人又可掌握巨大政治权力，从而一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美国的私营医保公司、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等都属此类特殊利益集团。它们的政治代言人就是自里根总统时代以来的美国共和党。去年大选如果共和党多年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的执政所带来的战争负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表现得那么明显的话，民主党要取胜还真不容易。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它长期所实行的民主和权力制衡制度固有可称道之处，但由于其利益诉求机制的不健全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平原则的排斥，也就阻碍了美利坚合众国对其本身的完善。 中国是有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验的国家，要贯彻公平原则应该不是很难；但是，对民主、法制、权力制衡、透明度、公开度这些施政要素比较缺乏经验。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国所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中国历代围绕封建帝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不被打倒的，外国历史上各个专制统治特殊利益集团也没有一个能维持长久的。就连美国共和党这个明显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也被选下来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 周瑞金呼吁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他指出，“‘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它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 两手盘剥消费者。 它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据称，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 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因此他说道，特殊利益集团坐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