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田家英玩字虽说还没有到“玩命”程度，但已经有几分走火入魔了。作为一个身处危境、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他的确缺少应有的谨慎。但他是否会有意识地倚官仗势、巧取豪夺，以非法手段搜敛民间和国家财富，以至於需要“专政机关”介入？(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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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笔者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对这个故事也曾援引过，并认为，田肯定是以少於丁敬的那幅《豆腐诗》的价钱买下这副联的，不然，他的家属不会独独记得那一幅字的“昂贵”。并且，我认为，如果田用毛的稿费为自己买几幅字，即使未经毛的同意（说不定毛还真的同意），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田为毛著、毛诗注解所花的心力，足可以使他认为，毛的稿费中也有他的血汗结晶。毛的稿费来自於全国党员的党费，要说拿在手里应该有些不安心的，应该是毛，而不是田。(chinesenewsnet.com)

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明镜出版社）

　　但是，最近有几篇网上文章，足以颠覆笔者的上述成见。其中《给董边和田家英后人的一封公开呼吁信》中指称，田手中的这副对联，根本就是“借”去的！但在1964年出版的《邓石如书法选集》中，这幅字却盖上了田的图章。写信人呼吁田家后人，还是将此件物归原主——交西泠印社收藏为好。(chinesenewsnet.com)

　　网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为核实这一事情经过，我耐心等待了两个月，直到亲自读到呼吁信所引以为据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旧事拾遗》（西泠印社2005年版），打开一看，第95－97页果然有这样一段叙述：(chinesenewsnet.com)

　　【西泠印社接受捐献问题，这事的开始是1959年印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办展览会向上海借展品时，王树勋主任和我去张鲁安家问哪家有东西，张鲁安谈到印社30周年纪念会时陈列过一件“邓王”，说你们要吗？王树勋同志问我：“什么叫邓王？”我说：“是皖派篆刻的创始者邓石如的书法中艺术性最高的一副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王主任说：“好嘛。”张鲁安说去联系联系看……第二次到上海去时，张鲁安说你们下次来可去拿了，藏者是魏廷荣，已答应捐献了，不受奖的。……我们送了魏廷荣一封感谢信和印章印泥。这副对联的确是精品，是国内闻名的，立即带回杭州交书画社保管。过了两天我到书画社去，看见有几位同志情况很紧张，女营业员林桂芬（后调上海去了）在哭，怪了！王主任告诉我：“上海拿回来的那副对联，林桂芬借出去，一同借出去的书法只还来两副，邓石如一联未还来，去大华饭店讨了三次讨不回来，一直惊动了市政府，也讨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来的东西，首长爱它，总是说明这是件好东西了。”我记得那天傍晚，王主任问我意见怎样，我说：首长定要拿去欣赏，取不回来，能有什么办法？我就建议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今后吸收捐献之件。这是西泠印社解放后接受捐献的第一件作品，自此开始以西泠印社名义接受捐献之件。（65年有人告诉我，此联已在近年出版的邓石如作品选集》印出来了，我未见过这本书）从这件事后，就接受了教训，派专人保管捐献物品，并建立了管理制度。每一个捐献者专设一张卡片，记上时间数量，就是怕再借不还。】(chinesenewsnet.com)

杭州“西泠印社”后山雪景。石坊对联为：“印传东汉今犹昔，社结西泠久且长”。（资料图片）

　　书中还附上了邓石如这幅名联的照片，它虽然没有点明那位“首长”的姓名，但从各种回忆材料所属时间地点情节来看，这应该就是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的那幅邓石如联了。(chinesenewsnet.com)

　　不过，笔者认为，单凭这段回忆，尚不足以说明质疑田据有此联的合法性，因为它没有说明西泠印社是否拥有田家英的亲笔借据，也没有说明田在事后（特别是如果公安局曾为此立案的话）是否补办了购买的手续。在笔者接触的田家英掌故中，确有一起涉及“有借无还”的事例，它来自於胡绳先生的回忆：(chinesenewsnet.com)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6年3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他把这卷条幅拿去，要和他所有的同一个人写的字卷对照一下。(chinesenewsnet.com)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胡绳《忆家英二三事》，同前书，第134页）】(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2008年2月号出版。

　　田去世后，他的全部收藏被没收，这幅明人条幅，自然也就没有了物归原主的机会。胡绳对此事的难以忘怀，当然并不是因为对这件物品的留恋，而是对田在那种“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刻，仍如此沉迷於“字”的爱好，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chinesenewsnet.com)

　　不过，笔者认为，邓石如的这件作品，既然在1964年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被收入，说明西泠印社在田去世前，还是有机会索回它的。之所以没有索回，恐怕在手续上是做了弥补的。(chinesenewsnet.com)

　　在这个问题上，方行的另一段回忆也可以作为参照：(chinesenewsnet.com)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李大钊同志手抄的《素书》，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於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家具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方行《书海文苑一知音》，同前书，第233页）】(chinesenewsnet.com)

　　此处所说高履芳，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夫人，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她的专驾莅临，恐怕与动员田家英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收藏家提供藏品的礼节不无关系。按照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上、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归个人所有；国家根据财力情况划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物由国家收购或收藏，凡国家所有但决定暂不收藏的，必须在写出有关研究报告或出版以后，方能上市流通。方行所说的李大钊真迹，可能就属於国家决定暂不收藏，但仍未写出研究报告或出版的文物，所以，尽管这件藏品已有过户手续，但在国家法律的意义上，手续仍不能算完全。如国家文物出版部门决定出版，作为收藏者，田家英是有义务提供帮助的。在国家无力组织研究或暂无出版意愿的情况下，私人购买这些文物，往往要以“打算研究”为条件，方能被准许。这就是田家英自己、他的家属、朋友和同事都一再强调，田是为“研究”而收藏，而不是为“聚财”而收藏的原因所在。这样，不但收藏者可以免责，介绍人也无过。(chinesenewsnet.com)

　　上文谈到，方行和高履芳一行既然看到了田的清代书法藏品，想必也是看到了邓石如的对联的。而此后，这副对联能为文物出版社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收入其中，相信是后来持续动员的结果。而在田家英一方，敢於将这幅盖上了自己图章的“爱字”交与出版社拍摄制作，相信手续应该是完备的。(chinesenewsnet.com)

　　综观以上情况，田家英玩字虽说还没有到“玩命”程度，但已经有几分走火入魔了。作为一个身处危境、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他的确缺少应有的谨慎。但要说他会有意识地倚官仗势、巧取豪夺，以非法手段搜敛民间和国家财富，以至於需要“专政机关”介入，这既不可思议，也是不正常的。这大概也是文革中不少群众要求“砸烂公检法”，外语学院红卫兵到公安部抢档案的原因之一。(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关键字：  西泠印社  邓石如  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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