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权力小、受制约时，中国经济就发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势、干扰多时，中国经济就进入低谷。进而研究，凡是毛泽东器重文革派时，江青权势就大，文革就搞得欢；凡是毛泽东冷落他们时，江青的权势就小，国家就较為安定(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续前）对此，邱会作回忆到：(chinesenewsnet.com)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过程中，终於形成了一个‘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个人的关係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会一班人的‘班长’。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那个时候，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他在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等活动时，有些事还当面请示，有时还约毛主席面谈。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為有必要的，讨论后会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匯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20)(chinesenewsnet.com)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极力“保持晚节”，遵循“顺守”之道，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经过不懈的努力，终於使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碰头会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方式运转了起来。(chinesenewsnet.com)

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得到扭转(chinesenewsnet.com)

“九大”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来的碰头会相比，议行政事务多了，议国家的实际工作多了，议经济建设问题多了，对於那些仅仅是江青等人感兴趣的事，议得少了。如果你用心地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周之间那时的来往请示和批復，再细读《周恩来年谱》中他的工作记录，对此肯定会有深刻体会。(chinesenewsnet.com)

尽快把国家稳定下来，抓好经济建设，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的想法，陈伯达為“九大”準备的题目為《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不仅和林彪商议了，也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21)。毛泽东没有採用它，另择张春桥等起草的报告，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讨论政治报告稿时，陈伯达坚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张春桥反驳说那是“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22)(chinesenewsnet.com)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常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人注目的是，1969年9月中央政治局為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提出口号时，周恩来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五十年代大搞经济建设时的“总路线”列入其中。(23)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军委战备工作会议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24)周恩来强调的是那个没有被採用的政治报告裡的思想，并大胆地进行了贯彻。(chinesenewsnet.com)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

“九大”后以周恩来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立即得到充实，其成员都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如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等(25)，没有一个文革派“空谈客”。国家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业务都在恢復。曾一度受到严重衝击而乱了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精简和重建。作為国家政治稳定重要象徵的外交，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支持下，开展“抗美战争”的越南等国於1970年4月在广州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中国的力量深入了东南亚。“九大”至1970年8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裡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来访修復了中断多时的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国关係。法国总统戴高乐正酝酿的访华将是中国打开西方大国围堵的一个缺口。中国和与之紧张军事对恃的苏联坐在了谈判桌上，边境武装衝突已经停止。中国和另一个為敌二十年的对手美国正通过秘密渠道进行了联繫，打开中美关係大门的实质性接触已经开始。(chinesenewsnet.com)

从1969年开始，中国扭转了1966年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始恢復和上升，钢铁、石油、煤炭、铁路建设、军工生产、科学技术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69年工业总产值创建国后的新高，农业获得了歷史最好收成。9月23日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有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核武器，1970年4月2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个月后第一艘核潜艇又试验成功，标誌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歷史性的突破，成為仅次於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同时掌握核威慑力和能探索外层空间的大国。那时中国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农业丰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二十年后邓小平坦诚地回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26)(chinesenewsnet.com)

我们把中国文革十年裡的经济发展速度做一个图表（图表略），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7)。(chinesenewsnet.com)

从图中的曲线我们发现，1969至1970年、1974至1975年是十年文革裡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阶段。1969增长為23.8％，1970年达25.7％，虽然这种增幅含有对前两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进行补偿和恢復的性质，但毕竟在快速增长。1972年中国经济又开始向下滑，跌到了4.5％，至1974年邓小平復出后主政时再次上升，达到了14％，“批邓”以后又下跌到1976年的1.7％。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次高点与中间的低谷形成了一个“马鞍形”(Ｍ形)。如果怀疑那时统计“虚假”不足采信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同时期的能源消耗变化，它的年增加情况和国民经济走势相同，1970和1975年也是“马鞍形”的“前鞍”和“后鞍”。(chinesenewsnet.com)

在这张经济增长速度图的背后我们能悟出什麼吗？当然有！(chinesenewsnet.com)

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权力小、受制约时，中国经济就发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势、干扰多时，中国经济就进入低谷。进而研究，凡是毛泽东器重文革派时，江青权势就大，文革就搞得欢；凡是毛泽东冷落他们时，江青的权势就小，国家就较為安定。这个人们不易看见的“政治图”也是“马鞍形”，只不过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倒马鞍形”罢了(Ｗ形)。如此分析，就不难理解渴求经济发展、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腾的心情了。(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得一些重要问题急需解决。1967年“一月风暴”后“革命委员会”成為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形式多少有些“违宪”；大批造反派靠“四大”走上政治舞臺，连个合法的“名分”都没有。毛泽东想到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国家机构的重建，新领导人的任命，以此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於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摆在中央的议事日程之上了。(chinesenewsnet.com)

对於中国经济的回升，多数人把它归结為社会安定、以经济建设為中心的结果。1967年毛泽东曾说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28)1970年来临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是混乱结束)。或许有人认為，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庐山会议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等，文化大革命也许会以进行三年之久而画上了它的句号。(chinesenewsnet.com)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看，至少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那麼看，他就是掌握中国政治走向的毛泽东。毛泽东认為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这个细微不易為人所察觉之处，邱会作有一个很好的回顾。他於1970年夏天陪同来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上海去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毛泽东留住邱谈了一会儿，说“你(邱)到上海来瞭解一些社会情况吧！这样你对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会多一些、深一些。上海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社会秩序比较好，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工总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对造反派不加分析的看法是不对的。”“毛主席知道我们厌恶造反派，总是把造反和动乱视為一体，他就硬是要搞个‘革命造反促生产’的典型给我们看，以此教育我们提高认识，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29)(chinesenewsnet.com)

為何此时此刻毛泽东向林彪等人发出这样的“信号”？(chinesenewsnet.com)

重读张春桥主笔、受到毛泽东好评的“九大”政治报告裡一段话或许会有啟发，那是对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观点的反驳，“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寧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30)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忧虑和告诫居然成了对“九大”后中国形势的一次“成功预言”。(chinesenewsnet.com)

那时，中国曾有过一个经济发展的“春天”。然而，减少江青等人干扰而来的安定团结是脆弱的，用“革命”促成的经济发展不能持久，因為经济只能按著它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為转移。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势”会带来什麼，是光明美好的前程吗？歷史昭示我们，在“以阶级斗争為纲”的年代裡，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了，其后必有一场政治风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济上的进步带来的是“反右斗争”、“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灾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好不容易从复苏达到繁荣，紧跟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七十年代初经济上的“春天”会带来什麼呢？一场什麼样的政治角逐正在酝酿之中呢？让我们从经济再回到政治中去看一看。(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续）(chinesenewsnet.com)

注释：(chinesenewsnet.com)

(20)出处同注(2)(chinesenewsnet.com)

(21)出处同注(15)，页114。(chinesenewsnet.com)

(22)出处同注(15)，页114。(chinesenewsnet.com)

(23)出处同注(7)，页321。(chinesenewsnet.com)

(24)《出处同注(7)，页323。(chinesenewsnet.com)

(25)出处同注(7)，页307。(chinesenewsnet.com)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页279。(chinesenewsnet.com)

(27)《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页55。(chinesenewsnet.com)

(28)《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490。(chinesenewsnet.com)

(29)出处同注(2)(chinesenewsnet.com)

(30)《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68年4月。

关键字：  江青  邱会作  张春桥    

相关新闻：

多维专稿：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1）

多维专稿：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2）

电邮本则新闻给您的朋友:
请填入E-Mail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