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在高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面前，陈伯达重弹“转向经济建设”的老调。以至於毛泽东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与他合作过！这从反面证明，人们所说的陈善於察言观色、揣摩毛泽东意图，并不那样靠得住(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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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如果这个陈述是准确的，那麽就是说，陈伯达曾三次向毛推荐田家英。不仅如此，在更早的时间里，他还曾把胡乔木也推荐给了毛泽东。在叶永烈著《胡乔木》一书中，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证实了此事：(chinesenewsnet.com)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chinesenewsnet.com)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chinesenewsnet.com)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chinesenewsnet.com)

陈伯达并不是像一些人渲染的那样“忌贤妒能”——田家英是他推荐给毛泽东的。（资料图片）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麽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chinesenewsnet.com)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chinesenewsnet.com)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chinesenewsnet.com)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chinesenewsnet.com)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叶永烈着《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第39－40页）】(chinesenewsnet.com)

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明镜出版社）

　　从这个过程看，陈伯达并不是像一些人渲染的那样“忌贤妒能”。在早期便熟识陈田双方的人那里，一般都认为，陈比田大18岁，无论学历还是革命资历，在田的面前都是长辈，本来是不可能构成一对矛盾的。长辈讲晚辈的坏话、师傅拆自己推荐的学生的台，都是自毁名誉的事情，陈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而且极爱面子的人，他不可能在这些小事上失了分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老师对学生可以不从严要求。(chinesenewsnet.com)

　　那麽，究竟是因为什麽原因，使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逐渐恶化了呢？为探求本源、找到矛盾的症结，笔者不得不遍查田的亲友回忆。发现很可能是由这件事开始的：(chinesenewsnet.com)

　　据逄先知回忆，在陈伯达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毛泽东任该室主任），他写过几本书。作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研究员的田家英，曾帮助陈收集过不少资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收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麽工作？据说，从此田家英对陈伯达感到了寒心。(chinesenewsnet.com)

　　陈对於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等级观念的痕迹。按照旧社会的习惯，徒弟应该为师傅做一切事情，从白天打工，到夜晚打洗脚水；前台应酬顾客，后台帮着主人带孩子；既是雇工，也是佣人。学徒帮师傅做一切事情都是应该的，而功劳归功於师傅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服务期”是有限的，三年徒满，师傅就有义务帮徒弟自立门户，於是，成为师傅的徒弟又对自己的徒弟以同礼待之……“三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媳妇熬出头以后，那就是另一种身价了。在中共党内，虽说是已经“革命”了，但这种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并没有改变。文革中，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带头造“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反的首长的警卫、秘书，青年干部或青年教师，大多数出身贫苦，有许多本是被当作“培养对象”来加以“磨炼”的。如果没有文革，这种压抑时间长了，自然也会发酵。(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2008年2月号出版。

　　依田家英的性格，他是不能“吃暗亏”的人。受到委屈的他需要渲泄，而他的朋友，大多是同情他的。他多次与多人讲，“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偏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於诿过於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他认为陈伯达“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对自己所作的工作成绩，以及在毛那里得到表扬都“不能容忍”。并认为自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所以成了陈的“一块心病”。（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81页）(chinesenewsnet.com)

　　1955年，根据毛的提议，中共中央重新成立政治研究室，陈伯达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逄先知说，“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chinesenewsnet.com)

　　田对陈的“不买帐”的情况，也为李锐所证实：(chinesenewsnet.com)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麽书？”注意什麽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李锐《怀念田家英》，同前书，第143页。）】(chinesenewsnet.com)

　　关於此事，胡乔木也有同样看法：(chinesenewsnet.com)

　　【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麽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痛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前书，第123页）】(chinesenewsnet.com)

　　陈伯达在中共党的“八大”决议中鼓吹“唯生产力论”是否错误？在今天，这已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事实的“揭露”，与其说证明了陈伯达不常在鸡零狗碎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不如说，他考虑的是属於“治国路线”这个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倔犟”——在高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面前，重弹“转向经济建设”的老调。以至於毛泽东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与他合作过！这从反面证明，人们所说的陈善於察言观色、揣摩毛泽东意图，牺牲原则曲意逢迎毛的嗜好，至少是不全面的。(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关键字：  陈伯达  胡乔木  田家英  王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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