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九大”后周恩来和林彪良好关系加强了，这一点为很多史学家不愿说，或不敢说。林周关系远比现在人们所见深得多，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公开颂扬林彪，把那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朱毛会师”的故事演绎成林彪是领导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可谓歌颂林彪的“绝唱”(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编者按：2007年12月5日林彪百年忌辰前，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百年林彪》一书，辑录了多篇关于林彪的研究专文。程光所撰《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长文是其中的一篇。多维社获得授权，独家连续刊出。(chinesenewsnet.com)

（续前）“文革派”的政治势力逐渐缩小(chinesenewsnet.com)

“九大”后中央裡一度体现了“团结”。其内因是“团结胜利路线”为民心所向，党心所求；其外因是大敌当前，苏军陈兵百万於中苏中蒙边境，军事压力巨大。中央内部两派摩擦不断，倒也相安无事，达到某种暂时的政治平衡。(chinesenewsnet.com)

随著全国局势的稳定、经济全面好转和国际环境的宽鬆，中央裡两派之间矛盾斗争再次突显。也许一时还谈不上是“路线斗争”，却可以用一句文革流行语来描述，那就是“派性”。(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发展史上派别斗争不断，常寓於“路线斗争”、“山头主义”之中，尤以毛泽东和“国际派”王明、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斗争最为激烈。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派别依然，至少有三个特殊理由：其一，中国没有政党轮替，不同政见多以派别形式在唯一的执政党裡体现；其二，中国革命是从独立分散、各有其领袖的根据地逐渐走向统一，历史的惯性不可低估；其三，那时的中共高级干部多出身於落后地区的农民，封建农耕文化裡的地域、族群和宗派思想深植於他们头脑之中。(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高层权力的复杂关系中，谁是帮，谁是派？谁是错，谁是对？在缺少法理观念的中国人心目中，常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想进行判定，那就是“名份”。“名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远非外人可以想像，通常是判别是非的首要标准。(chinesenewsnet.com)

如对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中央工作的人以“名份”而论，文革兴起之初，身居要职的元勛们参加碰头会是“名正言顺”，而初涉政坛的中央文革小伙计们是帮派。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后，碰头会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当家“名正言顺”，其他人若不服从便是帮派。“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执政是“名正言顺”，如有人背后再搞活动应当是帮派。然而，中国那时还有个最大的“名份”，毛泽东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最终裁定者，他支持的才是“名正言顺”的革命派，而另一派迟早要垮台“败为寇”。(chinesenewsnet.com)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

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法则，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把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拉下马，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无私无畏，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让任何思想禁錮在科学和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使我们今天能够把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当成历史科学研究的对像予以公开评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chinesenewsnet.com)

“一元化”领导的各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县级革委会由军人担任主任的多在80％以上，最多的云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97％。(32)有人詬病那是军人参政，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表现。的确如此！但是对於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走“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之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是文革发起“天下大乱”后想稳定局面的无奈之举，更是毛泽东利用了承担捍卫独立主权职能的国家武装力量干预内政、保障文革的“创举”。若要评论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发挥的作用，借1981年《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的评价到也合适，“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三支两军”於1972年后迅速收缩、收尾，用以上论述评价此前的工作正当其实。(chinesenewsnet.com)

研究这份中国的“政治版图”会发现，“九大”之后不久有几个省的“第一把手”换了人：山东的王效禹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所取代，山西的刘格平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所取代，贵州的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所取代，黑龙江的潘復生为沉阳军区副司令员汪家道所取代。这些重大的人事调整，除黑龙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结束后不到一年之内就完成了。(chinesenewsnet.com)

后来有人评论，“九大”后林彪急於向文革派“夺权”，因为这四个省份是1967年1月与上海造反派同时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而在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五个“革命委员会”。何况自文革开始以来，王效禹、刘格平、李再含、潘復生都是较早领会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反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有过不凡的表现并率先在当地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几颗耀眼的“政治明星”。(chinesenewsnet.com)

王效禹等人下台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因为那四个省到彼时仍然混乱不止，工农业发展停滞，各派力量矛盾重重，地方和军队的关系紧张。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採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於是就提名所在地的军队领导干部取代他们，请示毛泽东得到批准。(chinesenewsnet.com)

在那些敏感地区的敏感人事变动中，清一色地由军队干部主持一方政务，使那份全国“政治版图”更为偏激，难道不会“物极必反”？与其说林彪於此失策，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对军队充分“利用”。利用过后如何限制和削弱，毛泽东心中自有谋略，从九届二中全会后要求军队“反骄破满”开始造舆论，或借有人去世更换(如谭甫仁、谢富治等)，或因故进行撤职(如龙书金、程世清、兰亦农等)，最后再突然来了那个有名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那些军队的领导再也不担任地方的“第一把手”职务，从而改变了原来的那个“政治版图”。(chinesenewsnet.com)

然而在当初，要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林彪必然要有自己的组织准备。儘管林彪以悲剧告终，但并非不能对他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他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韜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韜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chinesenewsnet.com)

为什麼林彪那时会有如此表现，原因固然很多，笔者在这裡提出三个过去少为人们注意、然而却十分关键的因素。(chinesenewsnet.com)

其一是周恩来的合作。(chinesenewsnet.com)

“九大”后周恩来和林彪良好关系加强了，这一点为很多史学家不愿说，或不敢说。林周关系远比现在人们所见深得多，不仅可以追溯历史的久远，文革中表现亦十分丰富。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公开对林彪颂扬，把那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故事演绎成林彪是领导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可谓是歌颂林彪的一曲“绝唱”。(chinesenewsnet.com)

周恩来是如此地说，又是如何地作呢？对於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实际就是和林彪的关系)，邱会作回忆道：(chinesenewsnet.com)

“周恩来与我们军队几个领导同志的关系非常融洽，对军队的工作非常支持。军委办事组向中央的报告一般有三种：1、例行报告；2、军事报告；3、特殊问题的报告。前两种报告直接送汪东兴呈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第三种报告直送周恩来，周是能批的则批(周对此很肯担责任，与他办其他事大不一样)，不能批的周恩来就请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倾向态度)，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周恩来给了军队最大限度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办事组能够开展很多方面的工作，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33)(chinesenewsnet.com)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过来，也给以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展各项工作、抵制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chinesenewsnet.com)

其二是陈伯达向林彪的靠拢。(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chinesenewsnet.com)

注释：(chinesenewsnet.com)

(3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页183。(chinesenewsnet.com)

(32)《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561。(chinesenewsnet.com)

(33)出处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