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四川大地震虽然造成数万人死亡与失踪，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中国带来官僚风气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对多维社分析，中国“讲人情”的文化是形成贪腐风气的原因之一，要改善中国贪腐问题，在监管上必须由第三方的人员来执行，此外，也需从选拨与教育制度上着手。

四川地震发生后，赈灾物资涌入中国，虽然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警告，救灾物资是条不许碰的“高压线”，否则严惩不贷。但中国工商银行绵阳的一个支行仍用“抗震救灾特别费”2.85万元为本单位职工购买名牌运动鞋；河南省安阳县工商联合会原主席余跃文，则涉嫌贪污7900余元。

此外，陕西省西乡县一企业为受灾民众提供的救济食品，10公斤一袋的粮食中实际只装有8.5到9.5公斤，另该县的粮食局局长还和粮贩挂勾，在救灾粮中搀入陈粮；四川绵竹市则有数百民众举报3名社工人员将救灾物品私自拿回家。

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马馼。孙宇挺摄中新社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UNY）皇后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孙雁对多维社分析，对不当处置地震捐款与物品的人员，中央给予了惩处，是可能让官场的贪腐风由量变带到质变，或局部的质变带到整个国家的量变，但实际情况如何还难下定论。

孙雁说，中国贪腐风气跟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公共管理力有关。“中国越大的城市贪腐情况越少，这与离中央、媒体远近、公民教育程度高低有关，越是山里、越是县城以下的，腐败问题就越多。”

“另一个就是政府管理力度的问题。”孙雁解释，制度已经在那，完全依照现在的制度去执行，贪腐情形将得到控制，但现在的情况是，制度越到下面越无法执行，下头的人可能找关系、可能有所包庇，使得政府不敢查，或查不下去。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美国、台湾也有腐败，但它查得出来，中国的贪腐有的查不了，也因此，老百姓不一定相信最后的调查结果。

5月13日，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救被埋者。四川省绵竹市是汶川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压垮了房屋，却没有压垮绵竹人民，他们和公安、武警和解放军一起，众志成城，抗击天灾。新华社记者刘海摄

孙雁认为，中国贪腐查不下去的原因，与中国文化也很有关系。“中国文化讲面子，熟人之间谁查谁都不好，也讲关系，只要谁一查，身边亲朋好友都请出来讲情或找后台，最后大家都不当真了，如果当真，也就会查下去了。”

“比如现在倒塌的校舍，这些父母都不怕了，孩子都死亡了，没有什麽可再失去的了，因此他们敢站出来大声讲话，其实平时的话，大家都官官相护或不好意思等等，都不认真。”孙雁对多维社说，香港和新加坡可能是受到英国文化教育影响，美国也是如此，都不太认面子的，不会因为熟人而牺牲原则，较有敬业精神。

对于死亡孩子的家长抗议受拦阻事件，孙雁补充，现在刚好时机不巧，奥运会就要举行，中央政府怕乱，若让地震父母持续抗议下去，还可能引发少数民族游行的混乱场面，若不是奥运的话，孙雁认为，中国政府是愿意更公开一些，让这些父母上诉、陈情的。

旅美学者、中国问题政论家方焰则对多维社表示，中国整个贪腐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两天，或是中国国家防腐败局近日处罚43名官员、将12人革职就能加速改革速度的，不过，在短期内的确可防止地震赈灾捐款被严重盗用的情况。

5月13日，运送抗震救灾专业机械的车准备出发。当日，湖南省紧急组织地震灾害救援队及工程机械和抢险施工队赶赴四川地震灾区，支援抗震救灾工作。这支紧急救援队伍由28台抗震救灾专业机械和70余名志愿者组成。新华社记者赵众志摄

方焰分析，中国目前的问题就是法律不健全、漏洞很多，让有心之人利用，特别是如何对待行贿受贿这件事，不只行贿者、受贿者，纵容行贿受贿者也要受罚，如此才能杜绝贪腐。

“最近大陆有个电视剧很有教育意义，叫大秦帝国，讲述商鞅变法时采用严格法治，绝对不能人治，一旦人治，法律就没有效率。”方焰说，法律不能只是法律，还要法治，定了法律就得严格执行，否则法律也会等于零。

方焰认为，要改善中国贪腐现象，必须从预防做起，才能从根源开始防制。“中国贪腐问题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头预防，也就是要建立许多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要从人员素质选拨、培训、教育思想入手，若人员素质低，一受到诱惑马上堕落。”

方焰指出，在公务员的启用上，必须选择非常廉洁的人，另一方面，一旦发现手脚不净、素质不好者，应于以开除，若等到事件扩大，成了风气，就更不好办。

此外，也需有一套更完善的清廉政治制度，要严格办理，不讲人情。“贪污本人与送人情者都要受到处罚，若到处讲人情、走后门，法治就完了。”方焰说。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孙雁则对多维社分析中国的监管制度。

“要改善贪腐，监管系统要加强。原来的问题是，监管人员是由当地政府委派的，是由当地指导、拨款、委任的，如此一来，谁还敢查当地党组织的腐败呢？”孙雁说。

在监管制度上，还不应只是公布最后调查结果，而是需将审查过程透明化、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如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保金案，公众便只能藉由被捕公告来揣测案情，法院判处的一系列涉案人士，也通常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宣判，审判并不公开。

孙雁对多维社表示，在监督制度上，中国有几种做法。“一是必须由中央指派的循环团来监督，不断地到当地去，听取当地人的意见，使地方官无法影响中央的调查，但这个做法有个问题，那便是中央循环团是隔一段时间去一次，不是日常的。”

“另一种方式是，由上级委派监管人员，这些人员和当地政府与党组织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地方就组挠不了监管系统的力量。再来一种方式为，将监管人员的地位提高，与当地副书记平级，如此监管人员的力量就会大一点。”孙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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