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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一个农民维权人士播下改革的种子
DWNEWS.COM-- 2008-06-28 02:31:2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吕邦列记得,早在1998年,他只是一个想获得补偿的农民,当时他在自己很小的地中所种的南瓜和白菜都被一场洪水毁掉了。

接下来的10年便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事情,让这位36岁的农民变成了一名负有使命感的人。

现在,这位来自湖北省的削瘦健谈的农民,已成为共产党的眼中钉。这位靠着自学的维权活动人士正在利用法律,来保护那些面临着土地被侵占压力的中国农民。

“我已经意识到,你能从规则和规章的知识中获得多少力量,”吕邦列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科迪(Edward Cody)采访时说。

华盛顿邮报6月26日发表长篇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民针对土地被侵占事件,曾多次用暴力行动来自发地进行对抗,但吕邦列在北京的维权支持者指导下,一直寻求把自己的基层经验用于其它地方的斗争,并将自己的行动推向全国。




吕邦列谈下一步维权行动


吕邦列的主要武器就是中国的法律,而法律所提供的许多保证,却经常在实践中被党的领导人置于不顾。而吕邦列所传播的如何使用法律书籍,来反对地方领导人的目标,现在已成为一个相对新颖的政治挑战。

然而,吕邦列的从南瓜官司到维权行动的经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他曾两次遭到暴徒的殴打,他说这些暴徒都是当地党政官员派出的,他们想在土地交易中获利而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吕邦列说,现在当地公安局还密切监视着,他在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的住宅。

“我现在已被密切监视着,想在那里做任何事情都很难了,”吕邦列在北京旅行期间华盛顿邮报表示。但中国的维权行动也得到了一些“奖励”。中共高层已开始强调,在经济发展转向郊区和农村时,农民和他们的土地必须受到保持。

中国总理温家宝是这些新保护措施的最响亮的倡议者,中央政府已向农村投入补贴,对经常引发暴力事件的侵占土地加以限制。在广东省,当局已经颁布法令,除非农民对他们被占土地的补偿感到满意,否则开发项目的建筑施工不得开始。2005年,在该省发生的农民暴动期间,吕邦列曾遭到毒打。

而最有效的成果是,北京已在两年前取消了长期以来一直征收的农业税。同时也开始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层层强迫农民缴纳的年费,还有国家税。这样政策产生的结果是,据中国公安部门的非正式统计,农村地区的暴力抗议已明显减少。

“现在形势非常稳定,”吕邦列说,“我们农村的情况已经好多了。”




艰难的维权行动


华盛顿邮报介绍说,如今仍在农村种地的吕邦列,是从他的老家开始反对多收费制度的,他曾要求当地政府拨款帮助遭受洪灾的农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最后带头罢免了宝月寺村的领导和支部书记。

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只是偶然地读到了由中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李昌平撰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对于高中没毕业,17岁时就结束正规教育的吕邦列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启示。

“我非常感动,”他说,“李昌平是在为农民说话。”不久,吕邦列自费来到北京拜访了李昌平。

2003年1月,吕邦列应《中国改革》杂志之邀,赴北京参加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在那里,他听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讲座,还认识了离百里洲一百多里远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8年,这位曾四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教师最终以高票当选。




太石村村民填写罢免村官表格


“这(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吕邦列说。从此之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近年来,每当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吕邦列总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讨。

关于以自荐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姚立法曾提到包括经济状况、家人支持等8项前提条件,而除了“持续的政治热情”这一条,吕邦列几乎无一具备。但吕邦列的“政治行动”还是开始了,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2003年6月23日,吕邦列带头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宝月寺村2152个选民中709人签名支持该罢免议案,超过了所需的五分之一票数。三天后吕邦列遭到棍棒袭击,而村委会拒绝召开村民大会,引起近两千村民激愤。吕邦列遭到了吕万科家人用铁器殴打,住院43日,经法院认定4日,只裁定三名肇事者赔偿800余元。

2003年12月,吕邦列以“另选他人”方式获得选区6000余选票中的4551票,列总票数第一,成功地参选为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

2004年4月,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进行了村委会主任补选,吕邦列在1330名参选选民中以1035的高票当选为宝月寺村主任。由于村委会罢免、改选当时在全国属新鲜事务,吕邦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占用土地搞开发


华盛顿邮报介绍说,即使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但吕邦列曾两次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但每一次,其中包括在他所在的宝月寺村,他发现自己无力改变党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因此,他放弃了试图从体制内进行改变的努力,并决定把全部时间投入到维权运动。

最近,他再次进入一段研究期,与北京的知识分子讨论意识形态,让自己为新的一章做好准备。

在谈到自己下一步的维权行动时,吕邦列说,很可能会把精力放在大城市的郊区,那里的土地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把土地转售给开发商,经常没收和侵占农民的土地。而转售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但不满的农民则指出,这也是地方官员贪污受贿的一大来源。

为此,“我得让自己做好准备,”吕邦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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