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月刊6月号文彰／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举世震惊，万民哀恸。无数涌向灾区的志愿者，各地赈灾中前所未有的公民参与，在官方的营救外，构成一幅与以往半个多世纪历史绝然不同的画面，见证着中国公民意识的日渐觉醒和成熟。


如果说这次巨大的灾难或许能带来些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的东西，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公民参与或许就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件。那一直因制度的原因被压抑在地下潜动而无法充分表现的公民参与大潮，终于象地浆喷涌一样惊天动地地涌现出来，浮出地表，成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必将大写的一页。


事实上，从一种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这个新型的公民参与浪潮从文革后就开始发端，穿越八、九十年代的时空，在其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激荡，跌宕起伏，九曲宛转，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跃跃欲试，甚至以一些扭曲的方式如"超级女声"这种流行文化的火爆而不断地表现出来。或许，非典时期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因疫情的特殊和力量的薄弱而显得相对疏离，孙志刚事件也还只是触及一些阶层，而这次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则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一场全面的自发的公民参与大潮。显然，地震的惨烈触动了人们，但公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则是孕育这次公民参与大潮的前期条件。


不过，这场大潮能否成为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源，为未来的中国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则还是要取决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官方对此的反应，以及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策略选择。笔者多年来一直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传统制度崩解以来，中国就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现代的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连带的制度架构。今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依然如此。这关系到中国能否最终在现代性的构建上迈开一关键的步伐。过去几十年，国家吞噬、压抑社会。


文革后，传统社会有所复兴，新型的公民社会开始浮现。在这种传统社会和新型的公民社会的联手推动下，集权式的国家一方面因其以往政策的失败造成的虚弱，另一方面因这种压力，开始一步步退却。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由于教育的提升和视野的开阔，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公民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逐渐高涨。但这种参与要求一直被现有体制所压抑。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疑虑，也出于因八十年代国内外一系列事件造成的恐惧，官方对公民的参与要求表现出特殊的敏感，一系列相应措施的指向就是压制这种参与要求，这更加扭曲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给建构一个现代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努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与此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社会的力量在九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展，官方不得不在许多领域适当放松对其的监控和压制，但对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是抱高度警惕，丝毫不做任何放松。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来自传统的集权主义的一个思路：有组织的力量可能会对政权带来威胁。但问题是，人类社会一日不可缺少组织的，人们是要借助于组织才能生存。面对一个日渐现代化、日渐分化的社会，在脱离传统的集权式管理后，如何赋予社会一个自组织的功能和空间，以回应这种组织的需要，就是国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


这些年，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家在这方面所显现出的尴尬和摇摆：既想维持传统的治理模式，又时有力不从心的表现；必须回应社会的要求，又担心社会挑战其地位。因此常常是采取一些变通方式，一方面释放压力，另一方面维护现有模式。那种中国特色的以企业名义来注册公民社团的注册方式，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理论上的线画在那里：在经济领域生存和活动，不可跨到非经济的公共事务领域，那里还是我权力的禁囿。尽管事实上，这条线早已被勇敢者踏得有些模糊不清。


此次汶川大地震，在一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时代，激发出人们心中最深层的人性之光，无数感人的故事，证明这个民族的道德虽经几十年权力的摧残蹂躏，残缺扭曲，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预示着一个财富至上的时代将要退潮。人心在开始寻找新的港湾，新的天地；觉醒的公民意识正在赋予社会一个新的力量，新的定位。连带着，也必然会带出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建构的新的思考，而这，依笔者之见，恰恰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所必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崛起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试图要说明的正是这一点。尽管主政者和官方媒体依然操着那种传统的带有父权式的语言，"党和国家关心你们"，"会照顾你们"等等，但事实上，国家在向社会的要求倾斜，一定程度上是在循着社会的脉动扮演角色；以往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傲慢不再。当然，这一切都是与此次震灾的惨烈相关的，有些不得不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社会力量的成长所带来的压力后果。


此外，虽然具有各自的行动逻辑、特点和目的，在救灾这一点上，此次国家的施力方向和社会努力的方向是彼此一致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为重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一个条件，现在，端看国家一方能否正面回应社会参与的这种要求，以现代的眼光，为双方的互信开辟一个新局。如果随着救灾的激情减弱，官方便重施故技，一味打压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求，那不仅将丧失掉这用数万生命和几十万的伤残换来的民族和解进步的机会，或许还要为中国埋下一个比这场地震还可怕的灾难的肇因。


至于公民社会一方，能否把握这样一个机缘，将其对救灾和重建乃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向常态，取决于其除继续参与救灾和重建外，能否有效地推动对灾情的真相包括对地震预测、校舍倒塌原因、救灾的措施是否得当等进行调查，这不仅是生者对死者的道德义务，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否新生的一个道德基础，一个根本保证。当然，这自然也会构成对官方是否有意真心与公民社会合作，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的一个测验。也许，灾区的重建乃至中国的重建都要取决于我们对真相的追求。


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正；没有公正，就谈不上灾区真正的重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良知之士和广大民众才有如此强烈地追求真相的要求。用"南方周末""真相比荣誉重要"访问记中，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的一番话来讲，那些倒塌的校舍"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


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在这样一场巨灾之后，一个民族具有勇气去面对灾难那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面对造成灾难的人为因素，具有反思的能力。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对真相的追寻。对真相的追寻，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就是道德的提升。而如果任容真相被掩盖，死亡的阴影将随时再次笼罩国人，公民社会也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的可能。显然，追求真相的工作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不能在此问题上有所推动，所有公民社会参与的工作都最终会付诸流水。所以，真相，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行动的座右铭。


同时，在追求真相的基础上推动对权力的监督，也应该是公民社会在这场大灾之后一个理应承担起的使命。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都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这场灾难中，造成大量人员尤其是学生伤亡的原因之一是权力滥用缺乏监督造成；那营造了众多的豆腐渣工程的贪官和奸商才是令大批学生丧生的直接凶手。而报载四川教育局对大批学校校舍的倒塌的五点解释，其混淆视听，强词夺理，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的态度，让人愤怒之余，不免让人担心到恐惧：如此官僚，如此厚颜，如此草菅人命的轻描淡写，还会有多少无辜的学子要因此而丧生致残？！


因此，落实制度性的监督、来自社会的独立的监督以避免再次出现那种用林强的话讲"惨绝人寰的生命悲剧"，是公民社会必须为之努力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允许监督，才能破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彼此不信任，重建一种正常的互动关系。不允许监督，其结果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就是国家的异化，就是大小各类汶川地震式的灾难不断上演，就是无数的生命再被摧残牺牲。一个现代的文明政权是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应该惧怕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也就是实行对权力的监督。没有监督权的公民决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公民。


监督权力，这既是公民社会力量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第一步。但愿在再次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后，公民社会能最终能在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上得到些进展，如此，那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告慰那些死难的孩子，他们的生命还是没有白白牺牲，是他们的尸体，为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建造了安全的校舍。让生命之花不如此这样悲惨的突然凋零。愿死者安息，愿生者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