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编者按】本文选自《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一书中文版，由明镜出版社授权发表。两位作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薛理泰在该中心任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著，出版了关于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著。这本最新力作，是对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于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条分缕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对比研究；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详述和剖析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首次披露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

　　文中小标题为多维编者所加。


中苏核对峙和毛林权力斗争

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著，薛理泰译

　　（续前）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政策的倾向性几乎很快就被1964年底、1965年初的越南战争搞得模糊化了。美国人正在中国的南方边境加大战争的力度，中国领导人当然不能予以忽视。1965年4月，为了对付这一潜在威胁，中共中央号召加强两个战略方向的战备。一个月以后，周恩来总理敦促要解放军将军们要准备“早打，大打，在两条战线上打一场核战争”。尽管在毛泽东心目中，显然是克里姆林宫对他的集权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不过，当时中国领导人中同意他的判断的人并不多。

　　现在已经看得清楚，其实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国内的政治挑战而不是国外的威胁，这是他心目中的隐忧。甚至在当时，他就在计划对付他似乎已经警觉到的党内敌人，并且着手调整他对越南战争的战略评估。

　　据前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名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回忆，当年河内已经开始催促北京和莫斯科组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联合阵线。根据他的回忆，他与周恩来、彭真等人就此设想举行了会谈，周、彭等人同意了黎笋关于建立中、苏联合阵线的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开会讨论了越方的建议以后，予以同意。岂料毛泽东在阅读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份结论以后，立即予以峻词拒绝，并且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份。

1954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会见他，此后毛泽东一直对赫鲁晓夫高度不信任。（资料图片）

　　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一口拒绝黎笋提出的建议以及否决政治局常委会的结论，是因为他担心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大敌当前，中共党内必然会出现加强团结对付外敌的呼声，就会妨碍他在国内大规模清洗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战略部署。况且，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北京同莫斯科势必出现某种形式的联盟，中共、苏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随之缓和，这种形势必然会妨碍毛泽东以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罪名大规模清洗党内“修正主义份子”。

　　尽管毛泽东执意继续在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他在196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再次敦促中共高级官员“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他的说法又似乎证实了他也曾经正视过同时来自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

　　所谓可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提法，似乎反映了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往往从最坏的情况着眼的习惯思路，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位主席在采用障眼手法，以促使党、政、军高级官员逐步将视线从东边移往北边，因为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在国内对中共领导层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在两条国际战线上同时直面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根本就违背了他历来强调的“决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出击手段。

毛泽东要关门打狗

　　虽然越南战争在1965年、1966年升级了，这位中国领袖却仍然只关注他担心的来自北方的进攻。在这个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嘱咐他的将军们不要仿效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将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做法，从而大幅度改变了他本人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的“诱敌深入”的论断。他强调指出，在未来的抵抗苏联侵略军的战争中，解放军必须在战争初期顶住苏军强大的首波攻击。

　　毛泽东还命令中央军委把国家的防御重点从南方、东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三个北部地区（三北地区）。军委迅即将工程兵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调到三北地区，在当地主要作战方向、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和战略要点构筑地下掩蔽体等防御工事。毛泽东甚至催促工程兵在无险可守的华北大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高射炮阵地和机枪火力点，以阻挡或者减煞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

　　固然，毛泽东在这段期间还数次发表了针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可是，根据中国军队防御重点转移到三北地区以及军委把占总数三分之二的工程兵调到三北地区的军事大动作，可见毛泽东“反美”的论调却只是一种障眼法而已，旨在应付国内、党内某些同他的看法不协调的观点。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的《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封面。（明镜出版社供稿）

　　当时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罗荣桓已经去世，彭德怀已经下台。毛泽东委派其余八位元帅中的六位认真考虑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国防工业和军事战略等问题，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在东北打一场反侵略战争”。1965年11月11日，中共在其主要报刊发表的一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中，断然拒绝莫斯科新领导人关于中、苏在越南战争中采取针对美国的“联合行动”的建议。这篇文章还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在中共、苏共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因素促使它们分裂，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促成它们的联合。

　　1966年上半年呈现的事态，导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终于爆发。这年上半年，毛泽东长期避居在杭州，冷眼观察外界。这年三月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显然还没有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等待着他们，还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派遣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23届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派遣一个可能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大会，这说明这些常委同他们的主席的步调是何等的不一致！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在去年底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被撤职软禁，标志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已经在军队高层中开始了，这些常委似乎仍然没有领悟到毛泽东之所以离开北京去南方长住，就是为了便于在暗中策划即将清洗他们的绝密行动。

　　毛泽东在获悉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后，当即勃然大怒，断然予以否决：“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他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挑战策略”，但是他为自己的举动辩护，声称不用担心太坏的后果，“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而已。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真正用意，用《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作者的话说，是其“关门打狗”的决定势在必行。十分明显，不管中共中央决定以什么理由同莫斯科和解，都会束缚住毛泽东的手脚，削弱他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围墙内清洗“修正主义份子”的理由的正当性和行动的可操作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