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编者按】本文选自《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一书中文版，由明镜出版社授权发表。两位作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薛理泰在该中心任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著，出版了关于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著。这本最新力作，是对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于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条分缕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对比研究；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详述和剖析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首次披露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chinesenewsnet.com)

　　文中小标题为多维编者所加。(chinesenewsnet.com)

中苏核对峙和毛林权力斗争(chinesenewsnet.com)

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著，薛理泰译(chinesenewsnet.com)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的《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封面。（明镜出版社供稿）

　　（续前）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怨恨甚至已经超越了政治范畴，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使得他对莫斯科的怨恨火上加油。有一则故事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之深：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个贴身卫士剃了光头，就下意识地把卫士的光头同赫鲁晓夫的秃头联系起来，再三问卫士长为什么那名卫士非要剃光头。此后，在毛泽东的随扈人员中，剃光头便成了禁忌。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抨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毛泽东对这位前苏共领导人的怨恨已经累积了整整十年。正是这种个人成见使得他的战略优先目标趋向模糊化，使他看不清楚林彪元帅崛起的危险性。(chinesenewsnet.com)

　　1964年，毛泽东作出了两项关键性的决定，并且雷厉风行地督促党、政、军中央机构分别予以落实。这两项决定及其贯彻执行不祥地预示了中、苏国家关系迟早会濒临军事意义上的敌对状态，由此产生的各种影响甚至持续长达十年以上。(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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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军事战略方针以及防御的重点方向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央军委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岛重于岸”，亦即在北面依靠或者顶住苏联这个“大沙发”，在东南沿海地区对美军或者台湾军队放开，诱敌深入，然后在苏联的援助下，聚歼来犯之敌。这是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然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的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chinesenewsnet.com)

　　这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官员时，提出一条全新的战略方针“应付四面八方”，也就是说，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chinesenewsnet.com)

　　以毛氏过人的精明，岂有不清楚以有限的兵力投入到所有的防御方向去，“撒胡椒面”，没有突出重点，“处处戒备”，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他清楚，眼前中共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既不理解也不会接受为什么要把苏联列为中国在军事意义上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议论和猜测，所以他不便说得那么明白。(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先通过“吹风”，警醒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中国的大敌不仅仅是美国和台湾，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他明白，一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军队防御的重点方向势必也要随之改变。(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以如此明确的口吻隐喻在中南海也可能存在“中国赫鲁晓夫”，必然会大大加强国内的极左的政治氛围。(chinesenewsnet.com)

　　七月，毛泽东终于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是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共领导层提出中国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话中，曾经有意识地探询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时他也泄露了自己思想深处的真正的心腹大患。在他接待同克里姆林宫有接触渠道的外国访客时，多次似乎不经意地提到这个问题。这年十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问道：“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你看有可能没有可能？”(chinesenewsnet.com)

只要能够远离苏联，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制订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在西部山区建起许多工厂。（资料图片）

　　其二是毛泽东催促全国性大张旗鼓的支援“三线地区”建设的运动。1964年11月，毛泽东批准了一份关于将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国内陆省份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地域上将中国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各省和东北为“一线”，云南、贵州、四川和其他内陆省份为“三线”，“一线”和“三线”之间的所有地区为“二线”。接着而来的紧急性的大规模迁移，把许多国防工业、科研设施甚至大专院校，从一线甚至二线地区搬到了三线地区。(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发动的支援三线地区建设的大规模迁移，劳民伤财，据说是旨在缩小敌国空中突袭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提高国家对大规模战争的持续性的支撑能力。实际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评断，这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苏联会对中国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将中国关键性的工业和科研基地迁移到远离苏联空军轰炸机航程的地方，这一大规模迁移工程的意图性和针对性都很强，然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迁移到三线的新地址却靠近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空军基地，都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事实说明，当时毛泽东成竹在胸，他认为从现实战略着眼，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国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空中打击，尽管他嘴上还在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chinesenewsnet.com)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在拟定三线建设总体规划时，起初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同时列为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最优先考虑的厂址，比较偏向于前者。酒泉镜铁山钢铁厂预计投资人民币十一二个亿，已经投资两亿多。毛泽东在5月27日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成员谈话以后，常委会出面纠正了经济计划部门的建议，决定把这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建在攀枝花，原因是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相当接近美国在越南的空军基地。涉及关键性的大型国防企业的布局，当时中国的原则是只要能够远离苏联空军基地就行，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亦无妨。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心目中早已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续）

关键字：  赫鲁晓夫  军事战略  北顶南放  林彪  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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