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一个来访电话，揭开一段封尘的历史——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内部的斗争——谭震林文章的执笔人是谁？——《重温〈实践论〉》六易其稿，胎死腹中(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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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30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近期思想界和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国大陆独立学者陈小雅早有研究中国“解冻史”“改革史”的计划，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她的父亲方克也是她的采访对象之一。方克“文革”后复出，从1978年4月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以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的身份，亲身经历那段岁月，对高层领导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复杂互动过程有直接的观察。陈小雅用回答多维记者高伐林提问的方式，介绍了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一段风波和相关历史背景。(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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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还有一个问题，你父亲当初提议向谭震林约稿时，就估计到谭震林会那样写吗？约稿时是怎么谈的？(chinesenewsnet.com)

1948年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在淮海前线。

　　陈：《谭震林传》第381页写道：“此文原是应《红旗》杂志社之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我父亲则说，他“熟悉谭震林这个人，估计他会这么写”。(chinesenewsnet.com)

　　我父亲1942年奉抗大总校的派遣，前往淮南军区帮助新四军办抗大。当时的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就是八分校的校长，政委谭震林经常应邀给学员做报告。直到1945年，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文革后期，我也曾听母亲说过，1959年我父亲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但遭批判的言论中，有不少这位谭老板的语录。可见我父亲尽管后来到地方工作，但仍带着军队的渊源。文革前他上交的一把袖珍小手枪，就是聂凤智送给他的。(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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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父亲不会撒谎，但我也不能保证，1971年遭受头颅粉碎性骨折的他，这么多年过去，记忆不会发生误差。所以，我曾经向雷声宏和远在安徽的陆德生两位前辈求证此事。雷声宏记得，约稿时没有谈反对“两个凡是”的问题，讲的就是写一篇纪念性的回忆文章。陆先生经历过较多曲折，一下子回忆不起当年的情况。(chinesenewsnet.com)

新四军联谊会送给方克的“米寿”寿盘。

　　我也想过，如果是约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为什么不是哲史组的人出面，而请文艺组的人出面？但文艺组的事情，为什么要拉我父亲去“擦屁股”呢？他并不主管文艺。总之，这件事情仍然可以留待后人去考证。但我们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应该知道，一个编辑向什么人约稿，肯定是有思想的。对他的政治态度应该是了解的。更何况谭震林这样有名的“大炮筒子”，绝无沽名钓誉之好，谁想利用他，那简直是找死！(chinesenewsnet.com)

《重温〈实践论〉》六易其稿，胎死腹中(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你父亲只是想借谭震林之手，唱一唱缅怀毛的陈年伟绩的老调，那么，由他执笔的“重温”，思想必然不会太解放；如果他有意请谭震林帮助《红旗》突围，“重温”就不应是一篇坚持“两个凡是”的文章。也就是说，它可以从旁佐证向谭约稿的动机。那么，事情就回到这里：“重温”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你看到过原稿没有？(chinesenewsnet.com)

　　陈：我第一次看到为“重温”说话的文章，是郑仲兵先生的《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其中说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后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不久前，有朋友把网上的有关文章寄给我，我把其中涉及到我父亲的文字拿给他看。开始，我以为他会发脾气，或者心情郁闷。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格格地笑。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你看到哪里了，有什么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统统塞给了我，只是长长地感叹了一句：“你这都是哪里来的嘛？”(chinesenewsnet.com)

　　这一次，他终于打破“亘古的沉默”，提起他的拐棍，开始指挥我：“找原稿，只有原稿能说明问题”。(chinesenewsnet.com)

《重温实践论》初稿。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柜子、资料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chinesenewsnet.com)

　　最后“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发现暖气罩上垫药盒子的一摞颜色发黄的大纸似曾相识，便指点我看。我一看，果然就是该文的初稿（41页）、三稿（送中央常委送审稿，40页）、六稿（定稿，22页）。其中放置在面上的第三稿损坏最严重，稍一碰，便纸屑纷飞……不过，好在唯独这个第三稿有两份。(chinesenewsnet.com)

　　因为有老郑文章中的那句话先入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来看，而父亲则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第六稿。看初稿，第一眼就很说明问题：该稿落款是9月11日，说明从7月下旬开始准备到初稿出炉，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二万三千字的文章用手写，效率应该算高的。可见参加讨论之心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原标题竟然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chinesenewsnet.com)

　　再看第一段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而且关系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chinesenewsnet.com)

　　接下来，文章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现象，其中说到“动不动就抓住某个‘本本’上的片言只语，去反对许多重大是非问题的澄清。”例如抓住老毛“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一句话，反对按劳分配讨论；抓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半句话，抵制批判四人帮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等。(chinesenewsnet.com)

　　在讲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存在很大盲目性时，文章说：“对待这些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是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上面，去向老祖宗寻求现成的答案呢？还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通过实践，独立分析情况，找出答案呢？而在我们自己求得答案后，我们又以什么作为检验答案的标准呢？是搜寻革命导师们的片言只语……还是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的尺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chinesenewsnet.com)

　　该文第二段专门论述“必须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实践检验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这虽然看起来与当时的讨论有些不同，但却是能经受历史和认识规律检验的。因为在局限的历史环境和实践条件下暂时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在今后的实践中有可能被证伪。第三段“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批判了五种错误标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本本之是非为是非，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以阶级之是非为是非。阐述的是客观真理超圣人、超本本、超权力、超吾心、超阶级的属性。(chinesenewsnet.com)

　　第四部分，也是该文最冗长的部分，论述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的“检验”作用是两码事。它清楚地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一切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它也说明强调实践检验，却不能忽视理论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中共的革命实践，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吗？而且这个实践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它未必就是永恒真理。所以，文章不仅赞同“实践”的检验作用，还强调了“时间”的考验作用。包括实践，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学理上也是正确的。(chinesenewsnet.com)

方克与到访的苏联哲学家交流学术。

　　当然，今天看来，此文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检验作用，它大量地引用了马恩列斯毛语录，这即是父亲知识结构和论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中共党的理论工作者普遍的政治局限性。(chinesenewsnet.com)

　　这篇文章，是准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体劳动和思考的成果。刚才我们曾问，为什么约谭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组出面？哲史组这时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全力以赴准备这篇理论文章去了。据哲史组的负责人牛欣芳回忆，此文的着手，是从7月29日开始的。在整个8月份，有关同志都在协助搜集资料和提供思想。期间，他们还到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座谈，请提“宝贵意见”。可见开始的气氛是很融洽的。至于我父亲的观点，牛欣芳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两点证言，一是8月7日他们第一次座谈时，我父亲曾表示：“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二是汪东兴对初稿提出意见后，我父亲曾表示：“不直接讲实践标准这样的文章我不写，那是王顾左右而言他。”(chinesenewsnet.com)

　　牛先生还证明，此文改到第三稿，才改名《重温〈实践论〉》。(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续）

关键字：  《红旗》  《实践论》  谭震林  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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