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著，薛理泰译／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控制了即将在珍宝岛爆发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一线战局和相应战备，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搞得不知所措。冲突在3月2日发生，直到3月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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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中央军委决定在珍宝岛伏击苏军

　　迄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莫斯科一直在采取行动，向毛泽东提供足以证明他对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将来自一个战略方向（北边）而不是两个战略方向（东边和北边）的判断的正确性。这年二月，苏联和蒙古在上月新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生效，同时苏联军方开始加强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苏军装甲野战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苏联装甲野战部队的快速行动。同时苏联军方还向苏、中边界地区不断增兵。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的《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封面。（明镜出版社供稿）

　　毛泽东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正在逐步增加的军事压力。1966年3月28日，他在接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

　　一次，毛泽东在同几位解放军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由于驻蒙古的苏军基地逐渐变得更加固定化以及苏联驻军的力量不断获得增强，中国人决定作出以牙还牙的回应。

　　1967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华北（河北省保定市）的第38野战军改编为一支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置于北京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以便从实力强大的北京军区获得直接的、有力的支持。此后，北京军区管辖范围扩大，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三个省级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以及多个野战军（稍后，北京卫戍区升等，与北京军区同级，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毛泽东授权中央军委将内蒙古军区置于北京军区的统辖下，换言之，也就是责成北京军区筹划确保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土安全之事宜，说明他对来自苏联对首都北京的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

　　正如毛泽东两年前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中国。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行动，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觉，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几乎立即升级。中国领导层在敦促各地加强战备措施时，确定对未来在中、苏边境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出更强硬的反应，这对苏联不失为一种威慑，也体现出中国领导层以一场小战避免一场中战，以一场小战、中战避免一场大战的应付国际危机行之有效的策略，还可以激发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大动荡中已经让位于“革命”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已经持续两年的反对内奸、阴谋家和修正主义者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终于出现了保家卫国的呐喊声，每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不断激荡，令人荡气回肠。

　　1968年底至1969年之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并且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向中方启衅的事态有继续升级的发展趋势。鉴此，毛泽东授权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的侦察连，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给予指导，在两三个月内，对它们加速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这次伏击式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伏击战计划停止执行。

　　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对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予以同意，并且把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报送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批准时，确定这场伏击式反击战的指挥权直接归属中央军委。

　　根据当时中国军方掌握的情报，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条消息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中央军委的上述决定自然是同苏军提升远东边防军的战备等级的行动互为因果的。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关键性的措施，1969年2月，在朝鲜战争中以“万岁军”享誉全军的第38野战军已经改编为第38摩托化军，成为全军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即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全部由各种机动车辆载往某一个指定地点，机动性相当强。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第38摩托化军以及稍后也具备摩托化能力的第66野战军等部队，成为中央军委部署在华北大平原上的几支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的苏联装甲机械化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在这场边界冲突即将发生的前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的任务是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后者的使命是随时掌握国际情报并反映来自国外各方面的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中央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参谋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以及来自总参谋部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听、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应该说明，毛泽东时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中央军委的正式成员。由于中国官方过份强调了毛泽东在中共革命及苏维埃政权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他在习惯做法上并不信任下属，他的下属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经常在官方记载中被有意地忽略或者低估了。毛泽东在做法上经常反复无常，可是他仍然必须依靠他的下属推动工作，尽管他对他们的信任和授权始终是有限的和暂时的。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68位烈士，安葬在珍宝岛烈士陵园。（资料图片）

　　如今，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毛泽东确实需要求助于周恩来，委托他处理新出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危机（以及战略武器研制规划）。另外，毛泽东也确实授予周恩来更大的权威，协助他处理中央军委的事务，这样做的部份原因是为了监控和抑制林彪影响下的军委其他成员的活动。

　　据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控制了即将在珍宝岛爆发的武装冲突。况且，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一线战局和相应的战备工作，对于急剧变化的情势有着第一手的资讯。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搞得不知所措。冲突在3月2日发生，直到3月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场冲突并且商量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此可见，在战略决策层面，同北京相比，莫斯科已经稍逊一筹。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按】本文选自《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一书中文版，由明镜出版社授权发表，文中小标题为多维编者所加。两位作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薛理泰在该中心任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著，出版了关于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著。这本最新力作，是对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于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条分缕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对比研究；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详述和剖析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首次披露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