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著，薛理泰译／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在出席中共九大以后，前往林彪住所拜访，林彪对这位老部下说，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来源于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鉴此，中苏边境冲突不太可能导致全面军事摊牌。林彪强调：“还是有一点边境冲突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心目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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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林彪派系在加强战备中崛起

　　中、苏两国于3月2日和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了激烈战斗，这个时刻及其后事态发展的趋势与林彪派系为了取得在军队指挥和国家安全决策上更大的发言权而采取大胆行动的时机倒是一致的。

　　1969年3月初，中共为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将于4月1日发表火药味空前浓厚的政治报告，大会还将通过一份充分体现革命风格的新党章。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声称：“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尽管这篇报告是由毛泽东的文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而林彪本人对这篇报告也并不以为然，可是这篇报告确实反映了当年中国政坛一片狂热的氛围。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将林彪列为毛泽东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的新党章。

西方高度关注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资料图片）

　　正当林彪采取行动以厚植他的派系力量之时，克里姆林宫的所作所为显然使中方相信苏方是在实施恫吓策略和心理战术。4月3日，周恩来在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一份报告中说，苏联最近炮击珍宝岛是故意虚张声势，对外显示武力，表演给人们看，其实是在采用一种恫吓策略和心理战术。4月28日，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准备打仗时指出，他并不认为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但是中国应该加强战备，“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紧紧追随毛泽东，在各级权力部门中树立了为数众多的敌人。对他说来，“精神准备”就是要击破这些敌人的抗拒，这就需要增强他的权威和影响力。这时他的影响力正在明显地上升，却远远谈不上完整无缺。大批党、政、军高官在文革中受到了无情的整肃，阖家受整，既归咎于倒行逆施的江青，也归咎于坚决支持文革的林彪。林彪树敌甚多，却缺乏足够的权威，其势甚危。

　　这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主要的权力中心，还掌握了在全国触目可见的群众组织；同时周恩来总理控制着国务院的许多部委（可不是所有的部委）；而毛泽东本人则支配着北京的核心权力部门和全国军队。

　　尽管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却只能对关键性的军队职务提出人事任命的建议，供军委主席毛泽东参考。相对文革初期说来，林彪处理军队事务的权力又给毛泽东拿回去了相当大的一部份。按照1967年5月10日军委批准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正军以上干部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批准后呈报中共中央，经林彪批准以后公布命令。而毛泽东却在1968年5月28日批转军委办事组报告，规定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必须报毛、林或者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可见毛泽东收紧了林彪权限的尺度。说到底，林彪受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只是承上启下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大军区调动一个营，均须获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因为涉及京城这个特别敏感的地区，哪怕调动一个连，也须经过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及其前身留守小组）成立以后，作为管理中央军委日常事务的机构，直接对林彪负责，职权仅限于调动团级以下的建制部队，一次调动部队超过团的规模，必须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另外，主持中央文革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已经着手集合力量，与正在崛起的林彪派系互相抗衡，成为林彪需要认真对付的又一个实力派。

　　林彪追随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在党、政、军得罪了曾经位高权重的一大批高官，搞得天怒人怨，自己却还没有树立足够稳固的权力基础，念及文革如何收场，其本人未来处境不免岌岌可危。根据前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林彪至少在私下抱怨过三次，“他（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林彪从国内权力斗争的角度着眼看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然会突出军方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文革期间出现的混乱的国内政局中，林彪一度成功地抑制过来自江青的政治压力，不让她插手军队，从而抵挡住了江青等人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取军权的努力。他估计，在他开始背离毛泽东关于处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主要从“精神准备”着手的方向时，他还有余地，可以有所作为。

林彪说：“还是有一点边境冲突好”

　　四月初，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在出席中共九大以后，前往林彪住所拜访时，林彪对这位老部下说，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来源于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争夺，鉴此，中、苏边境冲突不太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全面的军事摊牌。林彪强调指出：“还是有一点边境冲突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边境大）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心目中的份量。”弦外之音，不言而喻。龙书金身为一位战区司令员，原来对不断升级的中、苏边境冲突深为忧虑，由于林彪的交底，他回到新疆以后就感到心情轻松多了。

　　上述林彪不认为中、苏近期会爆发大战，以及边境冲突有助于加重军方在中央领导层的份量的观点，仅反映了林彪从国内政治层面作出的判断。当然，林彪首先作为一名军人，对当前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必然会从军人的立场做必要准备。况且，“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向来是中共领导人应付危机的不二法门。就在林彪与龙书金谈话以后不久，莫斯科和北京加剧了口水战，与此同时，两国军方都在秣马厉兵，加速战争准备。林彪逐渐趋向于认同未来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观点。何况，这个看法符合林彪派系在国内权力斗争格局中的立场。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四名资深将军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一致赞成林彪作出的苏联大规模入侵可能迫在眉睫的判断。林彪妻子叶群在军委具有影响力，又是政治局委员。不仅如此，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起码有七名成员持有这个判断，从而加重了在决策体系内部的危机氛围。这对林彪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似乎非常有利。

　　在一场军事危机期间，军方及其支持者的判断往往具有重大的份量，尤其是因为军方拥有独一无二的侦察手段和情报渠道，能从苏军近期行动中援引令人触目惊心的最新证据，为其判断提供依据。

　　四月以后的数个月内，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公开声称“中国的边界在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长城”，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企图为把长城列为中国历史边界制造舆论。苏联军方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员调到远东军区担任司令员，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联军方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设在后贝加尔湖和蒙中边境的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的《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封面。（明镜出版社供稿）

　　凡此种种，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采取的诸如此类的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苏、中两国之间的反应和反反应的处理危机的程序仍然没有出乎林彪原先估计的情况。对他说来，采取行动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按】本文选自《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一书中文版，由明镜出版社授权发表，文中小标题为多维编者所加。两位作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薛理泰在该中心任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著，出版了关于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著。这本最新力作，是对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于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条分缕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对比研究；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详述和剖析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首次披露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