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深圳今年将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做好深圳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昨日从深圳人事编制工作会议获悉，建设“人力资源强市”是今年深圳人事工作的一大重点。(chinesenewsnet.com)

深圳今年将实施213人才工程，集聚和培养深圳高层次专业人才梯队。力争用5年时间，为深圳集聚和培养200名领军作用突出的国家级领军人才、1000名在本市学科和专业地位突出的地方级领军人才和3000名年轻优秀后备级领军人才。深圳将制定《深圳市引进国内人才实施办法》、修订《人才引进目录》，继续大力引进国内人才。(chinesenewsnet.com)

今年，深圳将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要求，做好深圳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总结深圳城管、交通、农业、文化等大部门体制经验，研究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领域大部门体制改革，理顺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chinesenewsnet.com)

另外，深圳将继续推进政府投资工程管理体制、道路管理体制和排水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分别实现道路（公路）、排水的一体化管理，理顺专业协调部门与综合性部门的职责关系。深圳今年将继续推进公安体制改革，规范区公安分局机构设置，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和社区矫正工作。（2008年2月3日《南方都市报》）(chinesenewsnet.com)

今年以来，有关大部制的说辞连篇累牍。新一轮的衙门机构改革马上就要开始。十七大透露出来的有关大部制的信息，让国内外兴奋不已。人们猜测，行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大部制将会成为新的三点式（热点、焦点、难点）话题。(chinesenewsnet.com)

于是，曾经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深圳，自然不甘落后，也要在这股浑水里趟一回，附庸风雅嘛。(chinesenewsnet.com)

但是，人们更是看到，无论是大部制，还是什么精兵简政，不过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核心问题根本没有触及。(chinesenewsnet.com)

也因此，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汪洋有关为了解放思想要杀出一条血路的说法，被人们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解读。但表面上对于以钱为纲、经济建设为纲路线的离弃，并没有让坊间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却被指责为新一轮的花拳绣腿隔靴搔痒。(chinesenewsnet.com)

为什么呢？(chinesenewsnet.com)

还是把李延明转发给我的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报告的内容引用完毕吧。(chinesenewsnet.com)

liymbj9206(chinesenewsnet.com)

2007年12月3日15:51(chinesenewsnet.com)

转发(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宪政改革研究报告.doc(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chinesenewsnet.com)

张博树(chinesenewsnet.com)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在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方面艰难地跋涉了将近一百年。几代先贤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积累了足够的苦痛与教训。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chinesenewsnet.com)

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真筹划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chinesenewsnet.com)

从社会进化层面言，现代民主宪政原则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但每个国家实施宪政的具体制度又是不同的，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研究中国宪政改革，我们既要着眼于大时代、大尺度，又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条件、需要与可能。作为理性的自觉建构，宪政设计乃是“演进”与“创制”的统一；作为行动纲领，宪政改革的实施方案则必须坚持理想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chinesenewsnet.com)

本报告即为理性推进中国宪政改革而作。它由1个主报告、10个分报告和3篇附件组成。(chinesenewsnet.com)

本报告是为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而写的。无论当政者还是民间人士，只要您认同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有志于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本报告就将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供您分享。换言之，本报告既不是皇权时代改革者向最高统治者秘奏的“奏折”，也不是现代的“异议分子”宣布同当局决裂的“战斗檄文”。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结束党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不管您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好愿望。能否实现，则要靠全体中国公民的共同努力。(chinesenewsnet.com)

主报告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第二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第三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实施步骤；第四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约束条件。(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第四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约束条件(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宪政改革要完成的任务是伟大的，但中国宪政改革由以进行的条件又是苛刻的。一个成熟的改革者必须对改革的各种约束条件有清醒的认知，才能正确把握改革的进程，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争取改革的最后成功。(chinesenewsnet.com)

从目前形势看，中国宪政改革的有利条件应该说不少。(chinesenewsnet.com)

首先，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有了很大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这同当年苏东剧变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俄罗斯民主化是在经济形势极其糟糕的条件下进行的，“休克疗法”成为某种不得已的选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发展相对良好的经济对实施政治改革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改革可以较为从容地设计、推进，避免因经济状况的极度窘迫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以及此类紧张可能给政治改革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好的经济记录也可能有不利的一面，即当执政者不打算（或尚无决心）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变革时，经济成就会成为旧体制的遮羞布，成为反对政改的籍口。公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则可能失去政治改革的经济动力而在威权主义金钱社会的膨胀中默认官方的一套。因此，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对宪政改革而言乃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这把利剑为宪政改革服务而不是帮倒忙，是改革者必须考虑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其次，与当年的苏东相比，中国的宪政改革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台、港、澳的存在。香港和澳门原来是殖民地，有较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如今作为大陆的特别行政区，港澳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建设成民主社会的“窗口”，并对内地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台湾作为一个已经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实体，它对大陆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且随着两岸沟通、联系的加强，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chinesenewsnet.com)

再有，就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流。冷战结束后，民主和自由作为全球普世价值已经被公认。这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重要的国际背景。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和世界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进一步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从人类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治理角度看是合理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对此做出某些积极反应。比如，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7(chinesenewsnet.com)

虽然存在上述有利条件，本报告仍然认为中国宪政改革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下面，我们主要分析不利于中国宪政改革的约束条件。这样的约束条件包括――(chinesenewsnet.com)

约束1：党专制自身的体制力量及其巨大惰性(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本身。这一点，本报告已经反复论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长期对敌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经历的革命党，其理念之明确、组织之严密在同类政党组织中几乎无出其右。执掌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又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党专制控制系统，这套系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运转，已经形成巨大的惯性。面对宪政改革这样根本性的变革，党专制体制的惯性会作为巨大的惰性力量阻遏改革的推进。这种惰性，可以表现为党的控制机制各种改头换面的延续，也可以表现为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僚对任何改革举措的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的抵制。(chinesenewsnet.com)

当然，抵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chinesenewsnet.com)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拒绝多元宪政民主制度，除了控制权力的现实需要外，也曾和中共领导人的僵化认知有关。比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强调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但却拿不出过硬的理由来论证为什么不能搞。8此外，中共党内大概也真有一批坚持毛式思维的“老左”仍在留恋传统“社会主义”，这样的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存体制内仍有相当能量。(chinesenewsnet.com)

更重要的是，六四开枪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权贵资本的形成，权贵集团对宪政改革的抵制将具有严重得多的性质。对于这些新权贵来讲，维护党专制则早已不再是什么认知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当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时，任何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改革都会受到拼死的抵制。谋取利益的冲动会转化为强化现存体制的巨大能量。也就是说，这里发挥作用的，已经不仅仅是传统体制的惯性或惰性，而且还有体制衰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毒瘤。(chinesenewsnet.com)

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宪政改革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因为，当一个新的权力-利益格局已经成型时，再去改变它当然要比其尚未成型时就加以解构费力得多，也艰难得多。这是中国特殊语境内形成的先市场化、后民主化改革路径必然付出的历史代价。(chinesenewsnet.com)

维持旧体制总是相对容易且驾轻就熟的，创建新体制则永远充满了风险。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想改革但又缺乏足够勇气的中共当权者面对这样一场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最惧怕的是什么。他既怕“内院”起火，又怕外部局势失控；既怕权势集团的反对，又怕自由力量的疯长；既怕改革成功后没有自己的位置，又怕改革失败了自己将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能否战胜内心的恐惧、引领时代的潮流将是对一个政治家品行、智慧和勇气的真正考验。当然，如果当权者保守到连改革的念头都没有，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因为这样的掌权者根本不配称为政治家，他（们）只是现存体制的工具，并最终将成为旧制度的殉葬品。(chinesenewsnet.com)

约束2：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chinesenewsnet.com)

本报告已经反复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家，这个传统不但对今天执政党的行为有深刻影响，对普通公民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既缺乏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也缺乏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种缺乏对中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很不利的。(chinesenewsnet.com)

做一个对比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捷、斯各自独立前是一个国家）等东欧诸国在近代历史上均有议会民主传统。早在16世纪，波兰就建立过两院议会制度。18到19世纪波兰曾惨遭被瓜分的命运。1918年恢复独立后，波兰又采行共和民主制。即便是二战期间建立的专制政权“萨纳奇政体”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专制政体。难怪有人称波兰是“斯拉夫人的法兰西”。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在二战结束后即提出要走和苏联全然不同的“波兰式道路”，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在这条道路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也无目的。”9 1947年1月，波兰举行首次大选，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4个党组成的民主阵线候选人赢得81.1％的选票，反对党波兰农民党获10.8％的选票。这是一次真实的选举，是真实的议会民主选举，而不是1949年中共搞的装样子的“政协”。战后的波兰并非共产党的一统天下，波兰社会党也有重要影响，而这个党一直主张政治上要搞议会制、多党制。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后来的合并是苏联意志的结果，是一个非自然的历史过程。在波兰改革年代的历史演进中，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影响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团结工会的崛起和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对之的宽容，也包括1989年由朝野双方参加的“圆桌会议”的顺利举行，正是这次历时两个月的圆桌会议，成为当代波兰民主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面，同样是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有较浓重的专制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几个国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后，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现象较波、匈、捷各国为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几个国家的民间自由力量长期得不到发育和成长。(chinesenewsnet.com)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前现代农业文明传统的亚洲大国，它在20世纪下半叶走上党专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历史要素同时又构成今日中国宪政改革的深层文化障碍。中国当政者搞的假“选举”、假“政党”，无一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名义下进行的，又无一不是充满了中国的传统智慧。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过“朕即国家”，但他所构造的这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为名的政权，却渗透了旧时帝王文化的许多骨血。在历史的表象，人们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涌动，但前现代的精神遗存往往会以更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独裁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众对这种权力运用的反应方式都体现着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由文化心理结构规约的认知路径和情感归宿往往促成了宏观意义上政权建构与运行的非民主结果。中国的臣民文化，造就了稍得安生就不思变革的普遍国民心理；统治者也总是把老百姓“安分守己”、“听话服从”作为自己的治理目标。在今天这个重经济、重金钱的威权主义时代，这些传统“智慧”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滋生、繁衍，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chinesenewsnet.com)

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份极其沉重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宪政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决不可以忽略这种文化-精神层面的巨大存在以及它对改革事业的负面约束作用。(chinesenewsnet.com)

约束3：民间资本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传统中，民间资本（民营企业的老板、商人、金融家）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前现代如此，现代如此，今天仍是这样。中国的传统是官商结合，“商”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仰赖“官”存在并发迹的。这与欧洲传统截然不同。14世纪时的英国就已经出现由民间拥有财富者组成的“平民院”。作为议会的下院，这个机构为民间“经济人”参政议政提供了舞台。几百年前的英国民间“大佬”就可以对时政说三道四，向社会发出独立的声音。这当然要归功于当时英国特殊的社会组成和权力结构（国王必须从臣民那里获得财力支持，并借臣民之力对抗教会势力和贵族势力）。后来欧洲各地出现的城市自治继承了商人参政的传统。美国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参加者很多是商人、律师，也是这个传统的表现。(chinesenewsnet.com)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民间资本曾有相当发展，但在政治建树上总的说乏善可陈。抗战时期极其活跃的“三党三派”（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主体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企业界人士。1949年中共建政后没几年，便开始执行“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社会政策，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民间资本不再有存在的合法性。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渐起，民间资本才开始战战兢兢地萌动、复苏。(chinesenewsnet.com)

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有助于说明今天中国私营企业老板们的普遍心态和自我定位。他们还没有从这个“阶级”过去历史的阴霾中真正解脱出来。不要看他们外表上财大气粗，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的无足轻重。尽管有的私营企业家已经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但他们知道这是执政党为营造统一战线的“和谐”外表刻意安排的结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聪明的、有一定影响的民营企业家在现存体制内必须学会做一个“市场政治家”，也就是，懂得官场政治规则的商人或实业者。面对这样的心态和自我定位，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不管他们是否在“从政”）发出独立于当权者的声音呢？(chinesenewsnet.com)

从“利益”角度看，投靠权力，至少是不得罪权力，似乎是民营企业的最佳生存策略，因为牟利毕竟是“经济人”的本性。除非党专制的权力体系本身发生变化，这样的生存策略很难有大的改变；而现存体制的真正变化，又有待于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的民间力量发挥更大的独立影响。显然，我们在此碰到了一个两难。(chinesenewsnet.com)

迄今为止，正像一位研究过浙江“转轨时期民主生活”的记者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私营老板们追求的仍然只是“经济民主”而非“政治民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人权保障’这样的字眼，从没有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10(chinesenewsnet.com)

约束4：知识阶层在威权主义社会中的阳痿症(chinesenewsnet.com)

“阳痿症”之类的词汇，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份严肃的报告中。我之所以刻意如此，是想强调该问题的严重性，唤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唤醒知识界的良知和自觉。(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拥有“以道自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谋天下”的伟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追踪世界潮流、促进民族觉醒、批判社会陋习、变革制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抗战期间的两次宪政运动，都是独立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舞台上演出的大戏。那一代人用自己的果敢作为证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愧于这个民族，无愧于历史。(chinesenewsnet.com)

1949年、特别是1957年后，中国知识界遭遇了寒冷的冬天。本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党专制造成的后果之一乃是一代知识精英的被扼杀和文化创造力的枯萎。知识分子不得不臣服于权力，在对“新时代”、“新生活”的一片讴歌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直到文革把毛泽东极权主义乌托邦逻辑的荒谬推到了顶点从而最终引发社会的抗议浪潮，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才开始通过四五运动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自由知识界曾同党专制有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可以说，恰恰是在执政党对“自由化思潮”的不断声讨中，知识界找回了自己的尊严。(chinesenewsnet.com)

我们要问的是：如今中国知识界的尊严何在？(chinesenewsnet.com)

六四后，随着执政者统治策略的变化，对“自由化”的静悄悄的压制代替了明火执仗的讨伐，自由知识分子也由此重新被放逐到社会边缘。更严重的是，在威权主义金钱社会的大潮中，相当多、甚至越来越多的知识者就范于“第二次思想改造”，他们满足于过一种“安定”、“正常”并且“富裕”的生活，而往往回避敏感、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以逃避良心的拷问。更有不顾廉耻之徒，甘心成为权贵的奴仆，或以学术官僚、教育官僚的名义，劫掠公共资源以肥私，成为威权主义社会中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的推波助澜者。(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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