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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稿／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总会五月二日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陈安教授就当前形势发表演讲。为让更多人了解演讲内容，我们征得教授本人同意，全文发表他的演讲。陈教授系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九九五年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各位同学，你们好。谢谢你们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想给同学们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即西藏问题、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关系问题。
西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吐蕃王朝，它在公元七世纪初建立，13世纪中叶正式归入元朝版图。此后一直是中国一自治省，
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在此其间，
并无“西藏独立”问题。十九世纪末开始，
英国势力渗透西藏，并利用中国的衰弱内乱谋划
“西藏独立”，直至新中国政府成立。一九五九年，西藏统治集团以武力抗拒中央，失败后挟达赖逃亡印度，
在那儿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
从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大家看到，
不仅达赖的追随者而且不少西方人也参与了藏独示威。在西方舆论的引导下，
藏独似乎已成为一股国际势力。如何看待西藏问题并向外国友人解释，
我们首先要了解藏独的实质，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合理性。
在我看来，所谓
“西藏独立”既无历史依据，亦无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过是从历届中国政府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主权。即使是七百年前蒙古人的政权即元朝对西藏的征服有何不正义，也既不能怪罪于当代中国人，亦不可能改变西藏属于中国的既成事实。国际法中有著名的“既往不溯”原则(intertemporal law)，
即任何领土征服的合法性，
必须用当时的法律准则衡量，不可以当代国际法追溯。由于国际法是近现代的产物，
二战后才臻于完善，
这一西方发明的“不追溯”原则虽旨在为西方殖民地提供合法性，
但它也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奠定了牢固的法理基础。更何况元朝基本上是以和平手段取得了西藏统治者的归顺。尤其重要的是，当元朝十四世纪终结时，西藏人并未寻求独立，而是随即归顺了新的汉人王朝即明朝。这说明早在六百年前，西藏属于中国的概念已被多数藏人所接受。
其实自元朝以来，与世隔绝的西藏上层权力精英对于独立主权国家概念既不熟悉，亦无兴趣。他们有点像三国的孙权，不在乎名份，只在乎实际统治权。也就是说，只要不威胁到他们对西藏的统治以及切身利益，他们并不在乎西藏名义上算是独立国家或中国的一部分。明清两朝统治者似乎很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中央，地方相安无事。清朝末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与中央抗衡，
并寻求独立，
大半是英国人煽动的结果。老谋深算的英国人从国际法角度，懂得名义独立可能比实际统治对西藏的前途更重要。但是西藏所谓独立也只是止于谈论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
它并未在法理上实现。一九五一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协议(即十七条)。其中以法律形式规定西藏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民族自治区域。这一协议实际上就是全世界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主要原因。藏独势力宣称，
十七条并不算数，
因为西藏当局当时是在共产党胁迫下签署的。这一说法并未被国际法学界所广泛接受，原因是在其后八年，中央在西藏的行政确实得到西藏各界的全力合作。而且该协议非国与国协议，国际法并不适用。
十七条签定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曾有长达八年的蜜月期。在此期间，中央不干预西藏现行制度及上层统治权力。达赖欣然接受中央任命。问题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这一改革其实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其目的是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互换位置。这就从根本上伤害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它看来是违背了十七条中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
的规定。所谓的西藏问题就此产生。那么，西藏改革是不是搞错了呢？首先必须承认，一九五九年正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大行其道之时，西藏改革势不能免于其害。改革过于激进在所难免。
然而，当时西藏现行制度毫无社会公正可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仅百分之五的上层社会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让这样的制度在当代文明世界继续存在是人类的羞耻。换句话说，此时此刻，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已不可能再像历史上那样相安无事，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大冲突已不可避免。然而，中国政府废除西藏农奴制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除了地缘政治考虑外，西方国家认为取代西藏农奴制的并不是西方民主制，而是他们更加厌恶的共产党专制。我们在伦敦，巴黎街头所看到的激进藏独分子，恐怕有相当一批是五九年前的上层统治者后代。他们从不反省非人道的西藏旧制度，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要求西藏独立不过是为了恢复他们昔日的天堂。
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插手西藏。冷战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它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即便如此，鉴于中国对西藏主权早已获国际共识，加上美国盟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反对，美国政府从未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为了借西藏问题孤立中国，美国指示达赖以西藏人权遭到破坏为理由争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达赖出逃印度的两年内，联合国在美国主导下通过两个决议，谴责中共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要求尊重西藏民族宗教文化和民族独立权利。虽然两个联合国决议并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它们对藏独势力是一大鼓舞，其模糊的措辞被他们经常引用来证实藏独的合法性。
然而毕竟西方各国并未明确支持西藏独立，藏独势力也难有更大作为。随着西藏局势的稳定以及中国与美国关系改善，联合抗苏格局的形成，藏独几乎被世界遗忘。惨淡的局面迫使达赖改变策略，谋求与北京直接谈判，并一再声明只要西藏自治，不要西藏独立。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对当前局势看的更清楚。尽管藏独利用北京奥运会之际力图卷土重来，表面上来势凶猛，实际上底气不足。喧嚣一阵，然后重归寂寞。其主要原因还是藏独理由不充分，缺乏说服力。许多国家都有语言文化宗教人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存在，
它们要求自治是正义的。但是如果这些差异就能构成建立独立国家的充分合法条件，那势必天下大乱。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有分量的西方人站出来公开要求中国让西藏独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之共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更不可能有哪国政府（除了美国国会）会在与它们国家利益毫不相干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上激怒十三亿中国人。达赖本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一再强调支持北京奥运，让西方领袖从中斡旋以恢复与北京对话，并再次重申他只求西藏自治。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是赞成让西藏更大程度自治的，毕竟西藏在历史上确实是高度自治的。但是设身处地从中央政府角度考虑，这件事很难操作。首先是谁来自治，自治政府如何产生，自治到何种程度。西藏不是香港。英国人离开香港时留下一套完整的体制。香港自治程度再高，港人不会要求独立。再加上香港不过一城市，其战略地位无足轻重。相比之下，西藏战略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丢失台湾将阻碍中国成为海洋大国，成不了海洋大国也就谈不上成为世界强国。但丢失西藏将威胁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它将使中国失去战略纵深，腹部受敌，战略大后方不复存在。既然是自治，理论上其领导人应由藏人选举，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央指令？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央不管，西藏经济难以发展；中央管了，又会被说成是妨碍藏人治藏，甚至是破坏西藏。青藏铁路即为一例。我对达赖要求西藏自治的真实意图琢磨不透。达赖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曾有中国学者问他，他得到西藏自治后会不会进一步争取西藏独立，他的回答是，这要取决于藏人（对汉人或中央）满不满意。这话说得明白：如不满意，就要独立。藏人如何才能满意，他没有说明。
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所引起的抗议与反抗议风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倒不是藏独问题，而是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我们对此需要战略性思考。藏独势力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得益于他们策略运用成功。他们从1959-61年两个谴责中国的联合国决议的通过所学到的经验，即以西藏人权遭到侵犯为由争取国际同情。他们呼喊的口号极其简单明了，这口号不是
Independent Tibet而是Free
Tibet。这短短两个英文字激起西方民众极大的共鸣。我们理解Free
Tibet为西藏独立，洋人的理解与我们不全相同。Free或Freedom
（自由）是西方人视为命根子的东西。他们称西方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称民主中国为自由中国。它指的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所以并不全与独立相关。任何支持Free
Tibet的西方人都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你和他们辩论西藏不该独立根本是白费口舌，他们对西藏所知无几，并不和你纠缠什么西藏独不独立，而是要求中国尊重西藏人权。这一要求如同劝人不要打架骂人一样，政治上绝对正确，它深入到每一个西方人内心深处。任何人要反对它将立刻成为社会弃儿，为他人所不齿。即使是对中国最友好的西方人，在表示支持北京奥运的同时，总不忘加上一句，即表示他们关注西藏人权。西方政要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发表的高调的敌视言论或对中国的“友好规劝”，除了反映他们本人的政治理念外，主要是做给本国选民看的，因为他们的乌纱帽掌握在选民手中。西方媒体也一样，他们要靠取悦听众而生存。他们既影响民意，更被民意所左右，这与他们本人是否亲华反华并无太大干系。任何来自中国人的抗议，抵制对他们全然不起作用。如果CNN被认为亲华亲共而导致收视率下降，美国公司将立马撤回广告，让CNN倾刻破产。正因为西方普遍认为西藏人权状况恶劣，才使得他们对西藏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视而不见，反而要中国政府停止使用暴力。他们的逻辑是，藏民造反，即使方法不对，也是政府侵犯人权给逼出来的。
因此，要想解决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敌视，首先要了解西方普通民众对西藏人权的恶劣印象是如何形成的。目前西藏人权状况可以说比达赖统治西藏时期已进步得不可同日而语。中央政府为改善藏民的物质生活，推动西藏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传统文化宗教的保护亦得到专业国际人士的肯定。对于这些，西方民众有没有看到，又是怎么说的呢？
这里我们要承认，藏独势力关于西藏人权的国际宣传做得很有成效，这首先要归功于达赖本人。达赖看上去善良纯洁的微笑，佛教教主的地位，加上受政治迫害、无家可归的弱者形象，无一不深深打动西方人的心。西方国家领导人明知会见达赖会激怒中国，但也不得不见，因为这与争取选票有关。许多见过达赖的人都说为他的个人品质所倾倒。我对此无从评价。我可以反对达赖的政治主张，但不可以侮辱他的人格。我只能说，西藏旧制度下的一切罪恶，与达赖本人并无关系。然而从中国人的立场，达赖周游列国，争取国际同情的成效越大，对中国的伤害就越大。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不可能双赢。奥运圣火传递中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让达赖及其追随者得以检阅他们国际宣传成就。
西方民众轻易接受达赖关于“中国践踏西藏人权”说法，除了达赖本人的感召力之外，更主要的出自于他们对整个中国的人权及政治制度的看法。西方与东方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从联合国大会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国家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或欺压，人民物质生活饥寒交迫，因而强调国家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而西方民众长期物质生活富足，更在乎公民的个人自由以及政治权利。西方各国又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天择物竞，适者生存原则，不在乎人民的物质生存状况，不认为这应该是政府管的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后西方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才有所改进。西方又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几百年来称霸世界，主宰世界历史进程。这就使西方人自认为他们对全人类的福祉负有责任。他们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他国看来是干涉内政，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义不容辞，人权高于主权。这不是国家与人民之间双边关系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西方人这样做有无道理，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这有点像你隔壁人家打小孩，你要不要干预？
在西方人看来，连全中国人民的人权都受到侵犯，更况乎少数民族？无怪乎他们与达赖一拍即合。
所以西藏人权问题发源于中国人权问题。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于是在西方眼里，侵犯人权成了一个根本无需论证的问题。中国目前人权状况毫无疑问是六十年来最好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可以说感受最深。然而西方并不欣赏中国人权的进步。他们说目前中国人权与国际标准仍相距甚远。这样说并无大错，但其动机可疑。西方某些政治势力与一般民众不同，他们干预中国人权并不单纯的是出于正义的动机，而是如美国在六十年代一样有其深远的战略利益，即以人权为武器遏制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要认识这一点，我把中国与西方关系简单回顾一下。
中西方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毛泽东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几乎与西方隔绝。毛去世后邓小平发动改革，使中西方关系进入蜜月期。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第二，邓小平的改革在西方看来是中国放弃共产主义体制的开始，应得到鼓励和支持。这一蜜月期到八十年代底终结。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发生，通过电视画面呈现在西方每一个普通民众的面前，使他们产生中国人权恶劣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这一事件还导致了西方对中国联手制裁。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变天，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中国对西方同时失去了其战略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然而，出于西方意料，中国度过了天安门事件及西方制裁造成的危机，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进入本世纪，中国俨然已以潜在的经济超级大国的面貌出现，并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
中国的崛起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国际环境。在世界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产生所谓双赢或多赢效应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向现存的世界秩序挑战，
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西方以己之心度中国之腹，对中国和平崛起缺乏信心。然而，不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增长与西方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衰落互为因果。在这方面，
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只能够妥协，
而不能够调和。它又是一场如体育竞赛一方赢即另一方输的零和游戏。不遏制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将无法继续维持它的世界霸权。
即使中西方关系在历史上最好时期，
这种关系实质上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它饱含西方的屈尊心态，
以及对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援助”
的怜悯和同情。一旦中国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
而要求平起平坐，从西方得到更大程度尊敬时，
双方的友好关系便无法继续。
中国的崛起在一般西方民众亦造成负面影响。这还不在于中国制造工业的竞争力在西方造成大批失业，还在于他们心理上的失落，动摇了他们的民族优越感。这就是隐藏在目前借西藏问题爆发出来的中西方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西方冲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东西方冲突呢?
不是。我们知道，
日本作为东方大国六七十年代崛起为经济大国时，
西方对它持相当友善，接纳的态度。
这是因为日本除了无法摆脱的传统文化，
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方面均已纳入西方体系，日本国民亦早已”脱亞入欧”，
为自己成为“西方社会”而自豪。
日本的崛起非但加强西方力量，它更是西方模式惠泽四海的样板，它不是消弱而是巩固了西方霸权。
印度与日本情况有某种类似。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
它不仅是对西方霸权、更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以及至少表面上的社会稳定向全世界展示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优越性，
而这是西方主流社会所绝对无法接受的。
如果说邓小平
“韬光养晦”的外交多少缓解了西方对于霸权的忧虑，
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则是更为深刻的挑战。
要想避免这一挑战，
要么让中国经济崩溃，要么共产党下台或实行西方民主。
共产党下台后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还是沦为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这就不是西方所关心的事了。
有鉴于此，我本人对中西方关系的远景并不乐观。
中西方之间不再会爆发战争，也不会成为好朋友。
我们很难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
要想争取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支持，无异于与虎谋皮。
然而减少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或敌视确是可能的。
中国民众当前反西方情绪高涨。这种情绪有多少理性成份？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与西方的关系?
这不仅是政府的，也是海外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它包含在我们与西方同学日常交往中。
我们的态度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认识。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腾飞，
中国正在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世界强国(great world
power)与大国（big country）的概念不同。
考虑到人口、面积、联合国否决权、核国家地位、经济及进出口贸易总量，中国算作世界大国早已绰绰有余。
世界强国则是指能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以及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国家。近现代史上够得上世界强国的国家寥寥无几。二战前有英国、德国与美国，
勉强加上法国、日本。二战后仅美国、苏联而已。这些国家中能够长期维持世界强权地位的仅英国（二战前）和美国。世界强国崛起和衰落的历史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要想取得并且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所依赖的远不仅是硬实力即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所谓的软实力。中国目前硬实力离世界强国不再遥不可及。
但是中国如不想成为昙花一现的世界强国，必须具备与硬实力匹配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中国不仅今天没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不会具备。这就决定了中国至少在目前没有力量与西方全面对抗。中国和真正的世界强国地位仍相距遥远。
所谓软实力即指精神或思想的力量。这一概念经哈佛教授Joseph
Nye的著作已广为人知。但是许多中国学者理解的软实力主要指文化。
他们提及美国好莱坞电影及可口可乐等是美国全球影响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中国通过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文化使自己的软实力得以提升。然而，软实力中远比文化力量重要的是思想的力量。尽管西方尤其是欧洲物质力量相对衰落，西方在人类思想领域的霸权历尽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不可撼动。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全世界许多大学中，美国政治课程用的教材基本上是美国或西方学者写的，而中国政治课程用的教材同样也大多是西方学者写的。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政治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几乎支配了全世界的中国研究领域。西方科学人文思想无远弗届、无以匹敌、无与伦比，堪称当代人类文明的核心。即使在中国的大学，你们所学的学科有多少不是源自西方？在人类思想和科学发展史上，你看到多少东方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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