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专稿／辛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的，更不用说他们所犯的罪责，而官方定位的坏人则一无是处，事实上，大批老干部都曾积极参与“文革”，周恩来一身兼毛泽东“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连邓小平都认识到这一点。叶剑英“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可是在辛书中，我们看不到这些真实历史(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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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简评《红太阳的殒落》得失(chinesenewsnet.com)

　　《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是近年来评毛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该书由国内知名人士李锐先生和谢韬先生作序，李锐先生更是以惊世之笔写下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笔者读后有如下几点观感，简单提出来与大家分享。(chinesenewsnet.com)

辛子陵《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资料图片）

　　第一，该书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在当今大陆党史学界前所未有。(chinesenewsnet.com)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没有停过，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毛泽东到底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是光明了还是黑暗了？显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了评毛、批毛的浪潮，以一纸《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评毛定下了基调，即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当中只是犯了错误，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云云。大陆党史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论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无论是官方出版的正统《毛泽东传》，还是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准，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毛泽东研究的模式化，概念化，停滞不前。起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党政机关依然将毛泽东视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罪恶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成为毛的高瞻远瞩、丰功伟绩。这正是邓小平留给人们的无解之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只有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辛子陵先生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作了系统的清理，较为全面、彻底的揭露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家天下妄图传位江青、毛远新的真实布局。这些都是辛先生此书的亮点，值得肯定。(chinesenewsnet.com)

　　第二，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理论上的新突破。(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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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左）为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作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巨人”和“理论上的侏儒”境界。中共一方面要搞经济上的改革与开放，抛弃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闭关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却要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先天上就发育不足，那些自称为“毛派”的人就不断指责邓小平就是毛泽东当年批判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中共也无法摆脱“打左灯向右转”的窘境。理论上的侏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反复和社会的动荡，“六四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辛子陵在书中特别呼吁“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以这么鲜明的态度直指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才能步出自我设限的窘境，才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道。辛先生在体制内的敢言，其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这点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chinesenewsnet.com)

　　第三，《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不足之处。(chinesenewsnet.com)

　　（１）对邓小平的过度推崇，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且辛书所述内容依然没有跳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无可讳言，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以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开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也是“罪恶滔天”的。他们所不同是，邓小平复出后，部分地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更加务实，经济政策上更加灵活、开放，没有那么多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这对于冲破中共多年来的“左祸”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党内批毛的意见，将文革当中的一切罪责放到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为毛泽东作了开脱。中国人民在否定了华国锋“两个凡是”之后绝不应该再搞一个邓版“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邓小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一手导演下出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文革史的最大的紧箍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新的突破，对于文革当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只能按“好人犯错误，坏人犯罪”的模式予以解释。辛先生在该书的扉页上坦承，1974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写了《林彪春秋的破产》。事实上辛先生从那时起就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释历史，辛先生以后出版的《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等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显然，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和党的决议阐述历史，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病，即迎合官方的正统思维，继续曲解、编造乃至篡改历史，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就不可能客观与公正了。(chinesenewsnet.com)

越来越多学者投入到试解林彪之谜。图为2007年12月7日林彪百年诞辰时的学者论文集。（明镜出版社提供）

　　（２）辛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缺乏客观公正的评论。官史对于历史的解释最大弊端就是为尊者讳。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的，更不用说他们所犯的罪责，而官方定位的坏人则一无是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往坏处想，即使作过好事也必然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文革中，大批老干部都曾积极参与，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反对过这场运动。周恩来更是毛泽东的大管家，一身兼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全力保障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没有周恩来的助纣为虐，毛泽东的文革很难顺利进行。连邓小平文革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再例如，叶剑英文革当中也是积极分子，在斗倒罗瑞卿事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是在辛书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真实历史的。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违心的讲话和做事，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叶剑英更是高风亮节，不仅有“二月逆流”的英勇事迹，更有后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功绩等等。然而历史绝非“非红即白”，而是多重性、多样性的。对于历史人物也必须作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历史必须打破“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这种迷思。(chinesenewsnet.com)

　　（３）理论上的突破伴随着理论上的缺陷。辛子陵全书的落脚点在于论述，中国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辛子陵先生的这个看法本身是不错的，但却是一厢情愿。辛书反复论证了欧洲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而达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在一党专制下的产物，他们原本就没有一党专制的传统，而是多党制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与西欧社会相差太远，辛子陵幻想依靠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达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依然顽固坚守其一党专制体制，辛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只有彻底放弃一党专政，走自由民主的多党制发展道路，中国才能焕发出真正的青春，步入一个正常的社会。(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2008年8月号刊出多篇文章，探讨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和评价。

　　（４）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不是普通的文学创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可为了迎合“上意”而任意编造历史。辛子陵先生在国内军事院校任教多年，对此应该了然于胸，当年对“四人帮”篡改历史及史学为政治服务恐怕也是深恶痛绝。但是通读辛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最遗憾的感觉就是，辛先生配合官方的抑毛扬邓而作史，其文太不严肃、太不严谨，不仅许多重要内容、如关键的材料、数据没有来源或出处，而且大量引用坊间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编造历史人物的对话、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坊间流传的京夫子、师东兵等人的文革演义系列作品，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辛书原有的价值，辛先生的书可能最终也只能与京夫子等人的演义说书为伍，无法成为信史。也许辛先生本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有良知的史家对此是不屑为之的。(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月刊》）(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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