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艺豪(Arthur Kroeber)

　　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的似是而非理由，不但来自官员，也来自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它们部分源自对不稳定的恐惧，这是可以可理解的，而更多时候却是出自拥有权力的精英对自身利益的私心。

　　民主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作为达到其他社会目的最佳途径，例如平稳的权力交替，和政府必须对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负责。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尽量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完成这些目标，以便削弱对民主化和分享权力的要求。当胡锦涛在2002年取代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时，中国做到了现有领导人把权力转交给不是家庭成员的下一个领导人的平稳过渡。这在共产国家中是罕见的，也奠定了2010年的另一个平稳权力转移，预料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从胡锦涛手中接过领导棒子。

　　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提出“和谐社会”计划，来解决贫富日益不均，和社会福利越来越差的问题。共产党也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贪污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便在新著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仔细的研究并总结了苏联瓦解的经验，认为要避免同样的命运，必须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抑制贪污、和确保政府对不断改变的社会需求及时作出反应。

　　这个成功的策略，被另外一名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称为“具有活力的独裁主义”。

　　对于在中国国内外的民主制度提倡者来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意味着人们会对假定民主制度更为优越的说法充耳不闻，尤其是对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而言——居住在城市里并有许多可随意支配收入的人。

　　但把这群人称为“中产阶级”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少（大约1.5亿至2亿），事实上却是一些享有特权的精英，只占中国总人口不到15％。他们对贪污表示不满，但却从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得到不少好处。他们知道，如果中国明天实行民主，他们将被绝大多数的人否决。所以，他们并没有改变目前制度的意愿。

　　只有在确信民主制度能够更好的保证政治稳定、改善社会服务、和带来一个廉洁和负责的政府，这些关键的精英分子才会拥抱民主制度。

所以，民主制度提倡者的工作，不是告诉中国人民主的内在优越性，而是用证据证明它的确能够促进稳定，并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

　　·作者是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经理和《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叶琦保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