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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4月2日上午10点举行背景吹风会，请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中央党校教授胡岩、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藏研中心科研办主任廉湘民等四名藏学家就西藏有关情况答记者问。以下为本次答问的全文实录。
主持人袭艳春: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最近境外媒体对西藏问题都非常关心。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应国内外媒体的要求，请来了四位非常有名的藏学家和大家见面，主要是就西藏有关的情况回答记者的提问。
下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位藏学家。这位藏学家是中央民族大学副院长喜饶尼玛先生，中央党校教授胡岩先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先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先生。为了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提问，我们今天没有开场白，但是我想先请这四位专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和他们研究的方向，方便大家的提问。
喜饶尼玛:我叫喜饶尼玛，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现在也是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我是藏族。我现在仍在任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藏族近代史。
胡岩:我叫胡岩，我在中央党校任教二十多年了，每个学期都有课。在座的可能知道，中央党校有两个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一个是西藏干部培训班，一个是新疆干部培训班。我教课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西藏近现代史和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背景吹风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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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洛:我叫扎洛，我是来自青海的藏族。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西藏历史，偏重于中国西藏和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过去的八年来，我一直持续做有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
廉湘民:廉湘民，大家从我的名字可以看出来，我是一名湖南的土家族学者。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科研业务办公室主任职务，但是我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曾经当过编辑，同时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历史研究所从事过研究。我主要是研究西藏的历史，现在主要是做西藏当代的政治研究。同时，也讲一些课程。
主持人袭艳春:好，下面的时间留给记者朋友们。按照惯例，先请大家在提问之前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国日报记者:请问廉湘民先生，有一种观点认为“3·14”事件是民族冲突和民族仇恨的产物，您是怎样认为的？
廉湘民:我不同意说“3·14”事件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3·14”事件中，参与暴力事件的这些暴徒不仅是针对汉族，不仅是针对其他少数民族，同样也是针对藏族同胞的，这我在上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对这次发生在拉萨的严重暴力活动事件都是强烈谴责的。我不仅注意到在拉萨，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人民对这些暴力活动进行谴责，而且在我们藏学研究中心有大量的藏族学者，不仅有来自西藏的，还有来自其他藏区的学者，对这次暴力事件也是进行谴责，强烈愤慨。
所以说，这次拉萨的暴力活动事件绝对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民族冲突。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些人把发生在拉萨的这个事件说成是民族问题，说成是所谓的汉藏冲突，我想，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太了解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应该警惕。因为藏族同胞和我们其他55个民族的同胞一样，都是希望祖国的政局稳定，希望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希望各民族同胞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谢谢。
扎洛:这个题目跟我的研究有一些关系，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一，藏区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藏族聚居区，从经济形态上讲，藏族和回族在经济上是互补的。大家都知道，藏区很多人是牧民，牧民在经济上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靠农业才能生存，因为牧民不种粮。汉族种粮，牧民有畜产品，他们之间必须有交换的关系，生活才能延续下来。而回族人善于经商，在中间起一个沟通的作用。所以西藏的多民族共处，实际上有个经济的互补性在里面。
第二，我们这个时代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员的交流和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西藏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文化上的冲突和相互的适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多元文化共存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人都必须要学会跟其他的民族、跟其他的文化相处。我最近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叫《撞车》，就是讲一个黑人、白人和亚裔人种之间因为误会造成的冲突，我认为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类学的案例来看待的。同样，在西藏这个地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到西藏去，无论是旅游也好、经商也好。所以，这种时候，应该学会跟其他具有不同种族背景、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社会的动荡都有它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你们认为这次拉萨的事件是出于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呢？
喜饶尼玛:“3·14”事件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经过煽动的事件。这里面确实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达赖集团一直在叫着的“西藏独立”的问题。我们说西藏独立，有些外国记者可能会觉得，达赖喇嘛现在没有说“西藏独立”了，可是您注意一下，他这里面提到的是“高度自治”、“大藏区”，“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来实现西藏的“高度自治”，这里面的“高度自治”是要改变西藏现行的制度，改变西藏现在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这个“高度自治”同时也是很清楚地提出来，中国政府的军队撤出去，同时要回到过去的制度上来。提到“大藏区”，就是包括现在西藏在内的，其他的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这些地区的藏族地区都划在他所谓的“大藏区”里面，这在中国的行政区划的历史上来讲根本就没有过的。而且，在这个“大藏区”里面，实际上就是想在民族之间造成仇恨。因为他所说的范围里，生活着中国很多的少数民族，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这都是移民，这种民族仇恨如果起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的安全稳定，对世界的安全稳定都会造成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他想抓住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他们讲的“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是“藏人最后的机会”里，这都很明确地说出了这次事件的本质，深层次的东西，是想通过奥运会的机会来达到这种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赖集团讲了，“不惜流血，也要争取‘西藏独立’”，所以发生了“3·14”事件，“3·14”的流血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
胡岩:刚才喜饶尼玛先生提到的宣传民族仇恨问题，我们是有证据的。大家看最近西方出的一些书，达赖说了多次，比如最近出的一本书里，一个记者采访他之后，记下了他的话，“六百万藏人都在恨中国人”，说这样的话不是在挑拨民族仇恨吗？大家想，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党和政府长期对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和谐的教育，这位达赖喇嘛在境外这么多年来就向西方人进行这类煽动，从五十年代就提出要把“吃糌粑的人和吃大米的人分开”，你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当然，整个藏区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大家从各种媒体上也看到了，这次参加“3·14”事件的有多少人？毕竟是少数人。我们西藏的各族人民，特别是今天来的还有两位藏族的同志，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去年在国外也和我的英国朋友说起来了，你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西藏，我是在西藏工作过几年的，我有很多藏区的朋友，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这种仇恨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要在国内激起事端。
我喜欢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歌，《一个妈妈的女儿》，相信去过西藏的朋友们听到过，如果没有听过，下次去西藏希望能听听，藏族的女同志，其他民族的女同志，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好听。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请问四位专家，中国在谴责这个暴力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在西藏的政策，或者考虑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来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喜饶尼玛:西藏拉萨发生的“3·14”事件，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达赖集团始终要坚持“西藏独立”，始终要进行分裂活动。对这件事，中国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胡岩:我从媒体上看到，这次事件是从西藏拉萨郊区的几个寺院开始的，所以我想到，可能我们也要考虑今后对寺院僧人特别是年轻僧人的教育，我们多年来进行寺庙的爱国主义教育，恐怕今后还要加强法制教育，尤其是让这些年轻僧人知道，什么事情作为一个僧人可以做，僧人首先是一个公民，你还有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到街上杀人放火，这可以吗？世界上哪个宗教的信徒、哪个宗教的践行者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美联社电视记者:我的同事上星期去拉萨采访，在大昭寺的时候，有一些僧人反映，很多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宗教自由，他们被关在寺庙里，不让他们说实话，不让他们跟记者见面。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样解释大昭寺里发生的这个事情？请问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很多民族学院发生了藏族学生出来支持这些活动，您是怎么样解释这个情况？另外，民族学院也好，或者藏区的一些不是僧人的民众提到藏族文化没有得到好的保护，很多青年上大学，不会写藏文，受的教育一直是汉族教育，能不能解释一下教育的情况？谢谢。
主持人袭艳春: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因为上礼拜我非常荣幸的陪记者去了拉萨采访，而且就在现场。我只想说一句，如果您刚才说的是属实的话，那么这些僧人当时怎么能够出来陈述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我还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注意到美联社的报道里提出，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希望带他们离开现场。
实际上在僧人出来和记者见面的前十五分钟之内，我和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给了记者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和僧人进行对话，十五分钟之后，因为下面还有其他的采访内容，我们才提醒记者时间到了，要继续进行其他的采访。下面两个问题请我们的专家来回答。
喜饶尼玛:首先非常感谢您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关注。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是中央民族学院，我要澄清一下，中央民族大学早在1993年就由中央民族学院改成中央民族大学了。要感谢您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关注，所以我简单地把中央民族大学的情况说一下。中央民族大学1951年建立的，建立之初就有藏族的学生在里面学习。在这个学校里生活着中国56个民族的师生，他们都在学习着各自的语言。
国家给予了中央民族大学很多支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高校里实行的“211工程”，就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一百所重点大学，这个项目在中央民族大学实行了。同时还有国家实行的“985工程”学校，要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一流的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也是在这“985工程”项目里的，所以可以看出，国家对民族学校的支持。中央民族大学设有藏学研究院，就是学习藏语言文学的。
在这个学院里，藏族学生学习藏语言文学，还有其他民族的学生也在学习藏语文。这在中国其他学校也有，刚才您提到了民族学院，他们也都设有藏语文的课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就有一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所以在各个民族学院都有学习藏语文，西藏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在西藏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很多的学生都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从过去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已经到了今天的96%，所以给藏族学生学习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了。
如果我刚才说的还是文字上的东西的话，我想说我，我在这里坐着呢，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也是博士生导师，也是教授，我是从四川甘孜一个很偏僻的县到北京来上学的，我们家五个兄妹都是大学生，包括我，还有一位是学习藏语文的，我想这个例子可能可以说明你提的问题。
您刚才提到的民族院校里藏族学生的事，我也回答一下，其他学校我不了解，中央民族大学没有您说的那种情况，“3·14”晚上确实有一些学生因为得知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所以心里感到不安，采取了静坐的形式，祈求安宁。中央民族大学是56个民族师生在一起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所以为了保证校园的正常教学秩序的进行，我们的老师们和学生进行了沟通，沟通以后，学生很快就回到了宿舍。
再补充一句，这些事没有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一切工作都在正常进行的，而且到现在，所有的藏族老师和学生们对西藏发生的“3·14”事件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路透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所有的专家都可以回答，现在的达赖喇嘛去世以后，下一届的达赖喇嘛会怎么样产生呢？由什么样的过程产生呢？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和西藏佛教的人士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流浪国外的藏民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二个问题请问扎洛教授，您刚才讲了，在历史上，在这些藏民区，藏民、回民和汉民形成了互补性的关系，会不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这些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说，藏民就业方面和增加收入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对各民族的就业状况、贫困状况和收入状况，您有什么能说的？
廉湘民: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藏传佛教在西藏产生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了。其中藏传佛教中间又分有很多教派，目前主要有四大教派，一个叫萨迦派，一个是噶举派，还有宁玛派，另外还有格鲁派。还有一种说法，把西藏传统的本教也说成藏传佛教的教派，这样就有五大教派了。其中格鲁派是藏传佛教里的一个教派，在格鲁派里面，有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其中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是其中之一。
大家知道，现在的达赖喇嘛是第十四世，法名叫丹增嘉措，他前面还有13个达赖喇嘛。在格鲁派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从十五世纪初产生一直到现在，活佛转世有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另外，从五世达赖以后，每一世达赖的产生，都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既然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有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我们要充分尊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本身。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不愿意假设现在这位达赖喇嘛的去世。至于将来怎么办，大家如果看一看他们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看一看广大群众的愿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吧。我也很想就这些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给大家一一详细介绍，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了，欢迎大家以后就这些问题跟我进行交流。谢谢！
扎洛:非常感谢你关注西藏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最后的落脚点是在藏族人民生活改善的层面上来。首先我想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课题组，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进了大概120个村子进行社会调研，虽然感觉不是非常全面，但是基本上对西藏目前的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了解。
我想，西藏农民的收入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农业收入。尽管西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农业收入依然是他们经济的主体。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变化，商业的成份或者市场化的成份不断增加。藏族一直都有一些商业的传统，但是原先的市场化主要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但是现在有一些变化，无论种田也好，养牲畜也好，有市场利润的导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传统经济有了一些变化。
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在藏区有很多的地方开始有短期育肥羊，把羊买来，用饲料几个月以后，羊的体重有了很大的增加，就卖出去，并不是原有的饲养方式，而是完全为了市场。同样，我们看到，青藏铁路修通以后，西藏农产品在内地也很旺销。我曾经到拉萨去过一个菜籽油厂，因为有检测，西藏的菜籽油跟内地的不一样，有很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以前的成本很高，现在青藏铁路修通了以后，成本降低了，所以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对西藏的农产品有很好的需求。
这种时候，以前传统的农民家里可能会种很多种农产品，比如说油菜一部分、土豆一部分、青稞一部分、小麦一部分，现在不这么种了，集中种油菜，因为销路好一点，种油菜不是满足自己需要的种植方式，而是有一种市场导向，通过货币再来购买自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尽管农业生产依然是主体，但是跟传统相比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第二部分，采集业对西藏农民的货币收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有名的是虫草，在西藏牧区广泛有这些东西。另外，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松茸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蘑菇，是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药材等等。采集也受市场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大。但是最近这几年，虫草和松茸价格一直在持续攀升，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三部分，非农就业，过去十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投资很大，这些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中间。第四部分是服务业。西藏现在确定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西藏旅游业的依托是传统的民族文化，所以利用传统的民族文化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这是西藏正在发展中的产业。这也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旅游业需要很多的服务人员，也需要很多的民俗表演，吸纳了很多西藏的农民。
还有传统的行业这些年恢复得比较快，比如说西藏昌都县的噶玛寺，是传统的藏区手工艺的流派之一，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个寺院和周围的一些村子，这些年来手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好几个村子做调研，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从传统手工业行业受益。目前在四川的阿坝、甘孜这些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去做一些佛像、给人家盖房子，做一些雕刻、做一些木工活的都有。
很多国外的媒体也曾经到我们所里来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中，西藏的农民的收入是不是被边缘化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不会有人跟藏族人夺这个饭碗。新兴的行业中间，非农就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藏族人的参与程度，还有服务行业中间藏族人的参与程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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