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挪威诺贝尔评审会主席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10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给刘晓波颁奖”文章，反驳“颁奖给刘晓波可能恶化中国的人权倡议者的生存环境”的看法，称这种看法不合逻辑，并表示不能对中国保持沉默。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公共政策学教授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发表题为“卑鄙诺贝尔和平奖”（An Ignoble Nobel）文章回击亚格兰看法。

《纽约时报》网站11月11日发表马凯硕这篇文章称，诺贝尔评审会主席亚格兰将刘晓波同前苏联的维权人士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作比较恰好证实了中国对该奖的指责，即“诺贝尔和平奖的目标就是破坏中国稳定”。如果西方坚持拒绝理解中国的根本关切，西方还将继续做出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无论是出于何种善意。

马凯硕引用西方政治名言来说明诺委会颁诺奖给刘晓波是“事与愿违，弊大于利”。马凯说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韦伯（Max Weber）曾表达过“善心生善行、邪恶致恶果”的意思，“否定这一说法的人肯定还是一位政治婴儿”。

马凯硕认为，韦伯这一辞令只恰好适用于“善念”，而这种西方式的善念在中国最终可能会弊多利少。而在西方意识里，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是“十足的善行”。

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该奖应该颁给那些“和压制性政府或不公社会秩序做抗争的个人”。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将“弊大于利”。只有少数中国国内外知识分子公开或私下庆祝刘晓波获奖。许多中国人也认为刘晓波获奖会点亮自由之路，相反，只会阻碍稳步推进中国个人自由权利。西方国家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问题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大问题。

马凯硕在文章中称，过去30年，中国政府为自己和世界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尤其是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做法，这得益于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当时的8亿中国人民开始受惠。现在，中国贫困人口不到2亿，其中6亿人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

所以，就这一成就，诺贝尔和平奖就应该颁给邓小平。而且，邓小平在随后还担负开放中国的政治风险，允许外国资本流入，使得中国迎接西方影响。他还派遣数万年轻学生到西方国家大学学习，他也曾意识到这些学子回国后可能会带来冲击中国体制的思想。邓小平的气魄是中国领导人当中少有的。在他之前，中国人只会留守农村和国内，在他之后的今天，每年出国人口超过4千万，所谓的“中国压迫” 至少已经减少了一千倍。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原因只有一个：“天安门事件”，西方视次为邓小平一大失误。而且，西方判断人权违反情况时存在“双重标准”。西方不会因美国作为第一个再次引入拷问的现代国家而对其人权违反记录进行谴责，相反，西方将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视为人权污点，抹杀了美国社会的其他一切贡献。而同样的判断标准也被适用于了邓小平，即“天安门事件”夺走了邓小平其他所有贡献。

在西方政治设想里，前进的道路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稳步削弱和对个人自由的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