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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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改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中外媒体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对全会的报告作出解读。但遗憾的是,当前舆论却鲜有关注报告中一个对未来中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设定,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相较于之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实力、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预知,这一现代化的推行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规范、文明,也将使从山沟、窑洞走出来的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

从字面上看,“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二,执政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后者又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第五个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补充,不会也不应该取代或贬低“四个现代化”的地位。“第五个现代化”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帮助人们把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形、神”具备的“道”的层面。

《易经•系辞上传》有“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的解释。这里的“形”,指的是可认知的存在,“形上”与“形下”,分别指无形的存在和有形的存在。这是古人教给我们的朴素辩证法。它将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分解为两个视域,分别从物质的和精神的规律去掌握。这当然不是说事物真的就能分解为物质与精神两种东西,而是让我们把从器物层面去认识事物的单一角度,提升到从整体性去认识,这种结合了不断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道”的科学理解。

参照这种辩证思维去认识中国的发展,在毛泽东时代提出、经邓小平时代背书确认的“四个现代化”显然属于“器”的层面,而不久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主张,可以说属于从“道”的层面去讲述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从物质存在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发展规律,而不是提倡物质主义。中国传统思想里对“器”与“道”之间的和谐共生弥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纯物质认识,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人没有遭遇到苏东剧变的风险,就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不会有这么僵化和教条的理论认识。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一直以来被中共当作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和目标。但这 “四个现代化”都只在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属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被贫穷落后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深陷“革命斗争”的国家,“四个现代化”不仅寄托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共这个理想主义政党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四个现代化”激励了一代人心,也体现了中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四个现代化”已经步入世界前列。现代化是无止境的,因此“四个现代化”没有过时,依然会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不光有“北上广深”,还有“老少边穷”;不光有沿海城镇,还有内地农村;不光有高楼大厦,还有破屋茅棚,这个是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就决定了在中国执政不能光有理想主义的豪情,还必须要有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

“四个现代化”已经提出五十多年。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人民的思想认识、中共的执政思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决定的思想认识和这个格局本身都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四个现代化”虽然没有过时,但实践证明“四个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也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既然产生压力,就要在适当的领导推动下,透过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支持下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并让生产力在发展和优化中促成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成为必然。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所以我们认为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因为它是要借助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让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和优化,最后对生产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能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善进步。

但是,要对“第五个现代化”有更深入的认识,还必须要搞清楚现代化概念本身。什么是现代化?在一些人的概念里,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物化,往往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西方发达因素作为标准。这实际上等于把现代性庸俗化、物质化、表象化,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现代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将现代化作为西化,或者认为西方的现代模式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化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就不够现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一种,更不是最好的一种。

伴随西方工业革命而来的各种问题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自身精神状态和思想认识等等。工业科技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辅助生产力发展的、优化了的物质手段。然而,真正的现代化是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态度的现代化、精神追求的现代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这些都不能够依靠科技或物质发达来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层面建立新型的观念。作为中国的领导者,中共的责任就是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的缺点,另一方面要对现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满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这是中国执政党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第五个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民主政治就被有些“自由派”认为是四个现代化后的第五选项。这个选项和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本质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一起,这样的目标诉求和其理论基础已经决定了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除此之外,还要认识到我们所说的“第五个现代化”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和“自由派”提出的以解决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为标准的西方化的民主政治选项有着方向性差异。

应该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人类文明的尝试,有很多经验可资借鉴。但西方的问题不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亚和苏东的颜色革命、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等,这些都应该足以提示驱动西方发展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问题。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不应该也不会是跟随西方民主后尘的现代化。

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我们需要明确对“第五个现代化”的认识。我们所说的“第五个现代化”应该包括:一,在治理体系层面,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调整设立,有助于更好维护基本政治制度;有助于更有效防止腐败和专制,以使人民群众能感受到民主公平;有助于更能完善分配制度,有助实现共同富裕,以使社会属性更具社会主义成分;要能解放并发展生产力,以使其能最终指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二,在认识论层面,要有助于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转型,建立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执政理念。三,在方法论层面,要充满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抛弃一切粗暴与僵化,采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治理手段。

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体制建构都发生了深刻演变。在经历了种种反复、迷惘,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如果说毛泽东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邓小平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一穷二白的迷信,那么,习近平就要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整个社会被物质异化的弊端。但这并不表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要知道,“道”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摆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囚笼。

文革后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只用三十多年就使“四个现代化”取得了惊人成就,我们同样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第五个现代化”也能开花结果。我们希望尽快看到这一天。从习近平上任一年来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他的政治潜力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的未来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克服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相信习近平的清醒,相信中共核心层的警觉。因为能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如此深远方针者,是不会轻易被眼前成绩蒙蔽双眼,也不会被未来的艰难锁住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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