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党领导一切”习近平底气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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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主导反腐打虎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0月3日在发表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如是说。毛泽东曾说,“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又说“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文革”中流行的口号,似乎已被作为中共执政颠扑不破的真理,近来接连以各种形式被摆上台面。

与“反腐先锋”王岐山讲话相呼应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极具符号意义的动作,刚刚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以及“北京文艺座谈会”被认为是就是其中典型。“新古田会议”,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重申“党指挥枪”的最高原则;“北京文艺座谈会”,习再次明确“党领导文艺”,加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四中全会“党领导法治”的理直气壮,“党”领导中国政治社会方方面面,似乎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必谈的无上准则。他们缘何如此大张旗鼓?他们的自信来自何处?他们对此又有怎样的理解?这些都值得探究。

第五代欲重铸“党领导一切”?

85年前冬天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36岁的毛泽东赢得了“朱毛之争”,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中的领袖地位;85年后的今天,61岁的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当年召开古田会议的地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已经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两年的习近平重申“党指挥枪”的最高原则。而纵观习近平近来讲话以及极富政治意义动作,“新古田会议”只不过是其重铸“党领导一切”的最新一个例子。

在10月份借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符号。无论是作家铁凝,还是中国媒体的报道,都将这次的文艺座谈会比作“72年前的文艺座谈会”,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年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党管文艺,政治介入文艺”的原则。多维新闻曾分析指出,甚至进一步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文艺上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就是军事政治上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是一个确定“谁领导谁,谁管理谁”的问题。

而更为重要的是,除了以这样政治符号意义明显的动作来重铸“党领导一切”,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更是以“决定”的形式,多次重申“坚持党的领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并称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以往,除了毛泽东不曾讳言外,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铁律往往都是隐藏在台面下运行,即便提及也鲜有如此大张旗鼓。多维新闻曾指出,在四中上“理直气壮”的将“党的领导”摆在“依法治国”前面,除了习近平的个人性格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习近平希冀通过法律为中共长期执政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无论其目的和原因为何,这些都将给外界以重铸“党领导一切”的观感。

习近平们缘何如此自信?

春秋时期,齐孝公想做霸主,趁鲁国发生灾荒出兵。鲁僖公派大臣展喜去边境劝阻,齐孝公讥笑鲁国是“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展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恃先王之命”,希望齐孝公退兵。昔日,鲁国的祖先周公和齐国的祖先姜太公,曾立下盟誓要世代友好,不互相侵害。齐孝公自知理亏就退兵。那么,习近平们重铸“党领导一切”所倚仗又是什么呢?

首先,其源于在中共体系内,这样的提法永远都不会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的委员会对党、政、军、民等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邓小平亦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不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党的领导”是亘古不变的,只不过其前缀时有变化且相互交叉,包括“坚持”、“加强”、“改善”等。这是习近平们在方方面面重申“党的领导”的基础所在。

其次,是习近平社会主义信仰和个人性格使然。多维新闻曾多次提到,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有强烈的社会主义信仰,这一点从他操刀的十八大报告所提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有所展现,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自己所认定的政治信仰的高度自信。而习近平的个性,更是让他的“表述”不再遮遮掩掩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从习近平曾在出访墨西哥时批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就可以看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习近平直白地说。而曾经和习近平有过同盖一床被子经历的王歧山,其政治信仰和个性亦同样鲜明。

此外,还源于习王领导下的反腐,以及习近平地位的稳固。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开创性地把总书记、军委主席“打包”交给习近平,为习近平施政放开手脚,也为他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执政理念大力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变革创造了巨大空间。上位两年后的今天,习近平通过担任一系列“领导小组”组长,全面掌控了党、政、军乃至经济和意识形态大权,领导方方面面的改革亦需要强化领导权。此外,上位以来就展开的反腐、整风,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查处,亦让人们渐渐重拾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的信任和信心,而这为习近平重铸“党领导一切”提供了底气。

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习近平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要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年参会的120多名代表还衣衫褴褛,而今参会的420名军中高层则军服笔挺。而当初曾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在和平建设时期却难再适应,产生了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一切”的问题,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党领导一切”这样的表述,或者说释放出的这样的信号,是否还能适合中国当前的语境,是否还能适应早已改变的政治生活,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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