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满清:科举制度导致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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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元朝和清朝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期。这也是国际上最具公信力的英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英国史学界认为:元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蒙古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蒙元帝国的一部分;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满洲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满清帝国的一部分,但至清朝后期,满洲族统治集团就像征服英国的诺曼人那样,被动地被同化了。本文选自共识网,作者曾节明。

成吉思汗西征

对中国而言,蒙元和满清的殖民政权本质虽然愈辩愈明,但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两次亡国的原因,却莫名其妙地如砂纸揉搓透镜一般,越辩越朦,搅浑水般地越搅越混。许多人,甚至包括刘路律师这样严谨思维职业的从业者,都被芦笛兜售的所谓“北勇南怯”论迷昏了头,信信然以为这就是中国亡国的原因。

芦笛的“北勇南怯”论,声称北方人勇猛,南方人怯懦,所以南方人是打不过北方人的;所以,汉人会被北方的胡人征服。

究其原因,芦笛武断地说:“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南方的汉人因为是有恒产的农耕民族,所以总是怯懦;北方的蒙族、女真(满洲)族因为是无恒产的游猎民族,所以总是勇猛。

但是芦笛如何解释“有恒产”的沙俄军队,四百年前进攻中亚、北亚的游猎民族(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如摧枯拉朽的事实呢?芦笛如何解释雅克萨俄兵如此凶悍,以至于康熙帝派出的五千八旗兵,对八百哥萨克,尚不能一股荡平的事实?务农的哥萨克,凶悍程度为什么不逊于清初八旗兵?

宣称“北勇南怯”的芦笛,如何秦、汉时期中国军队征伐北胡的勇猛?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姿态,被迫退守避走的反而是北方的胡人。芦笛又如何解释历史上英格兰对北方的苏格兰、俄罗斯对北方瑞典的“南勇北怯”现象?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只要有一个事实悖论,就足以证明芦笛的“北勇南怯”论、“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统统是歪论。

实际上,“勇”和“怯”未必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如果“勇”和“怯”是指不怕死与怕死,那么“勇”的未必能战胜“怯”的,项羽难道不比刘邦勇猛?他为什么败在无赖刘邦的手里?难道项羽的军队比刘邦、韩信的军队怯懦?从晚明及南明的抗清战争中可以看出:信奉“杀身成仁”汉族将士,不一定比满洲将士怯懦,赵率教、卢象升、史可法、刘肇基、黄得功……都死得很壮烈,问题在与他们打不过清军;而满洲将领在不利的时候,照样流露出怕死的丑态,松锦战役中,多尔衮一度被祖大寿打得抗旨逃跑,遭皇太极处罚,多铎则在河南一度被李自成大将李过打得“潜身避地,畏缩不前”,多铎屠杀汉族老百姓勇敢得了不得,却畏惧江阴的起义军,违背诏旨,躲在南京花天酒地,始终不敢亲赴前线……

某些宗教信仰令人舍生忘死:好些土著部族比英国殖民军不怕死得多,他们的土地为什么还是被英国殖民了?最不怕死的斗士,莫过于二战中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但他们被怕死的美军打得一败涂地。现在谁有相信死后升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自杀爆炸犯勇敢?但他们能够击败英、美、以色列的特种兵?

如果“勇”和“怯”是指尚武精神的多寡,那么“勇”的也未必能战胜“怯”的:战国时期最具尚武精神的是赵国人,但赵国却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远比法国农民更具尚武精神,但土耳其军队却被拿破仑军打得一败涂地;俄国哥萨克的悍勇绝对超过德国工农,但一战中俄军却一再被德军打得丧师失地……林肯时期的美国,喜好打猎决斗的南方奴隶主比北方农民尚武得多,但内战却以南方军队彻底失败告终……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多次出现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文明人敌不过蛮族的现象?这在东亚尤其明显。要寻求准确答案,就决不能象芦笛拍屁股信口雌黄,而需要具体分析。

越南、暹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为什么在与北方中国的对抗中总是处于劣势,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民风怯懦(实际上,越南的民风绝对比中国河北民风来得勇悍)而是因为炎热的气候,令东南亚产生不了较高的文明,散漫的热带民族,一般也没有寒冷地带的游猎民那种管理智慧,一种组织民众和社会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智慧,因此,他们始终对北边的中国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蛮族,尤其是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屡屡能够征服文明国家?这是因为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对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地区(如中国)和商贸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帝国)天然具有骑兵的优势,如果农耕地区和商贸地区的技术发生倒退,导致其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蛮族的侵袭,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就可能发生。

西罗马帝国之所以为日耳曼人所灭,就是因为技术停滞,日耳曼人在与匈奴人的对抗中学到了马蹬和更先进的弓箭,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和标枪不够用了;西罗马帝国之所以技术停滞,是因为越来越依赖奴隶劳动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

中国之所以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是因为技术的倒退,令中国军队无法抵挡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骑兵进攻。

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头号克星是弩。因为弩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比弓箭高得多,与枪相似,弩机配有瞄准器;且弩箭的威力也比弓箭大许多,秦汉时期的强弩,有效射程达六百公尺,宋军使用的床弩,射程可达一千公尺以上。

弩箭上弦固然比弓箭慢,但如果组织得当,弩手阵可以取得近现代步兵排枪阵那种连续密集射击的效果。组织的原则即是:一排瞄准,二排待射,三排上弦。

以组织良好的弩阵对抗骑兵的集团冲锋,效果决不逊于当年英法联军排枪痛歼僧格林沁八旗骑兵的效果,而且成本低廉。

弩机可使用拉杆或上弦器上弦,比弓箭省力。因此,弩箭不仅杀伤力强大,而且其使用易于培训,而训练在奔跑的马上射箭,则非常困难,培训一个弩箭手,远比培训一个骑士省时、省钱、省力。

十二世纪弩箭在欧洲广泛应用后,其效果就震惊了大小封建主:一个农民新弩手,居然可以轻易射死一个从小训练的贵族骑士。英王狮心理查,就死于法军的弩箭射击……以致于教皇下令,把弩箭列为“不道德”武器,要求各国国王在战场上禁止使用,但效果微弱。

由以上可见,弩箭的技术非常适于中国这种农耕民族国家。如果舍弃此项技术,以主要精力力量去训练骑兵,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愚蠢选择。因为骑射是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训练汉族农民子弟骑马去对付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满、蒙骑手,宁非扬短避长、事倍功半之蠢举?当然,在贵族气还未消散的汉、唐时代,中国还可以产生李广、霍去病、窦宪、马援、李靖为代表的骑士好手,但在贵族气尽的后宋社会,再无可能了。

弩手如果能与战车结合,就拥有了主动进攻的机动性,这就能对游猎民族形成进攻优势。因为,骑在奔腾的马上开弓射箭,远不如坐在战车上依凭战车用弩射箭方便准确,秦和西汉时期的四乘(四匹马)战车一般坐四个人:披铁甲的战马、身着头盔重甲的车夫,近距离格斗的长枪(戈)手、弩手、弓箭手,弩手和弓箭手,都把身体固定在车上射击,由弩手进行精确性打击、上弦快的弓箭手掩护弩手和长枪(戈)手。由于战车更大的冲击力和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骑兵很难正面抵挡这种战车兵的进攻。西汉的“武钢”战车,还设有保护车夫和弩手的铁板,弩手通过射孔射杀骑兵骑将,因而对游猎民族军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突击能力,战车在马群中横冲直撞令对方难以抵挡。

因为这种技术优势,秦和西汉的军队在与匈奴的对抗中不仅占尽优势,而且始终处于战略进攻的上位,匈奴一败再败,最终分裂,并不得不西迁欧洲。秦帝国名将蒙恬挥军轻松击败匈奴,夺得河套地区,直抵阴山南麓,西汉恢复国力后,自汉武初期起,就主动进攻匈奴,夺得河西走廊,开疆拓土至中亚。而且,西汉军队对匈奴军多次以少胜多,公元前119年的大决战中,霍去病以五万军力,从代郡(今山西北部)北进三千里,封狼居胥,直抵贝加尔湖,歼灭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左贤王部几乎全部覆灭),霍去病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唯一攻至贝加尔湖的将领;卫青其实战功更大,他督率的五万汉军与精锐的匈奴单于部遭遇,以逸待劳的单于亲率八万骑兵猛扑过来,卫青则果断将武钢战车接环连到一起,形成连环车阵,向单于部发起反冲击,并以骑兵由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在这场飞沙走石的鏖战中,匈奴大败,单于只带了八百骑仓皇逃走,卫青乘胜猛追,捣毁单于“龙庭”——赵信城,失去了这个堡垒,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对汉帝国采取攻势。

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统帅五千步兵孤军出征匈奴,与单于亲自督率的十万骑兵大战。在这场民族对决中,单于虽然吃掉了李陵军,但苦战十数日,付了伤亡上万人的惨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出征匈奴的李陵步兵,并不同于唐以后的步兵,而是配备有大量弩手和战车的步兵。李陵征匈奴的事迹,突出地反映了弩箭和战车对抗骑兵的优势。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对抗游猎民族的全盛时期是两汉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正是弩和马车军事应用的全盛时期。

马车早在西周时期就大量存现了,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马车的应用非常普遍,那是的中国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出门出巡,还是平民百姓迎亲送娶旅行,常坐的是马车,而不是骑马或坐轿,因为乘马车远比骑马舒适,乘坐豪华马车,要比坐轿子更气派,也更具效率。孔子周游列国,是坐马车,而非骑马,可见那时马车之发达。从秦兵马俑可以看出:秦帝国军队大量地配备有马拉战车,可见那是马车制造也之发达。

但是到了唐朝,马车已经很少使用了,轿子作为一种替代品和奢侈品主要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使用,但轿子不适宜用作长途旅行。老百姓出远门,得骑马、骑驴、或是坐粗陋的牛车,比起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时代,明显是大倒退。

从文物照片可以看出,春秋、战国、先秦和西汉时期马车,做工是那样的精湛,结构是那样机巧,车体是那样的轻巧和典雅;而后宋时期的马车,则相当的粗陋;满清的马车,干脆倒退成车辕都没有的轱辘土车,简直不堪入目。

由于技术的不断倒退,以马车技术为基础的战车也就消失。春秋、战国、秦朝、西汉时期,中国军队都普遍配备马拉战车,但到了东汉末年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唐朝,战车基本上从军队中消失了。战车的退出,令包括弩手和火器(明代称“神机”)兵在内的兵种丧失了机动性;战车不仅是多兵种的载体和移动掩体,也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效率的陆上运输工具,战车的退出,也使得中国军队丧失了远征能力——翻开历史可看到,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多次大规模地南下交趾(越南)、北进外蒙、西征中亚,中国的大部分无争议疆域,都是秦汉时底定的。

因此,随着战车的退出,中国军队对北方游猎骑兵丧失了进攻性的战略优势。虽然,唐初的中国,凭借统治集团的鲜卑骑射余风,还可以培养出足以对抗游猎民族的精锐骑兵,并将突厥赶至中亚,但到了宋朝,对游猎民族基本上只能被动防御了。

马车技术的退化,导致中国对抗北方游猎民族,由战略攻势滑落战略守势;而弩机的失传,则造成中国对北方游猎民族防御能力的最终丧失。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楚国人楚琴氏,就发明了弩机,公元前343年,弩箭在战场上初现锋芒,当年齐国与魏国在马陵大战,齐国军师孙膑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一万多名弩手,魏军经过时万弩齐发,将魏军杀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

弩箭在秦军中普遍应用,秦军使用十多种弩机,兵马俑的发掘证明:连秦军的骑兵,也普遍使用一种轻弩,而弓箭只作辅助和掩护之用。但秦弩就如秦帝国的许多高超的技术一样,后来失传了。虽然秦弩失传,但弩机仍在继续发展,西汉时弩箭的运用,渐趋成熟;三国时期,诸葛亮又在汉弩的基础上,发明了能快速上弦并十连发的连弩(明朝人称“诸葛弩”);宋朝时北方游牧民族接连兴起并非常强大,为了抵御游猎骑兵,宋朝大力研发弩箭,在1004年侵宋战争中,辽军统帅萧鞑凛就被宋军伏弩射死,宋军弩阵的厉害,迫使契丹人早早放弃了征服中国的野心。

宋军使用的一种床弩,一发能射出十支箭,威力相当强大,床弩的密集发射,对女真铁骑的打击是致命的:在1125年冬的东京保卫战中,床弩打退了女真兵的围攻并予其以重大杀伤,如果不是宋徽宗迷信金国议和诚意,压制主战派,自毁城防,金军是攻不下开封的。

1140年金军统帅兀术挥师过江,企图一举灭亡南宋,但在女真大军在进军途中,却遭遇宋军弩手的伏击,伤亡惨重,“横尸十五里”,金国征服江南从此成为泡影。

宋军之所以得以“善守”著称于史,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弩箭的威力。蒙古帝国所向披靡,唯独对宋战争很不顺利,花了四十年时间才灭亡南宋,而且还是借助了西方的军事技术才得以取胜——在灭宋关键战役,襄阳攻坚战中,蒙军使用的“回回炮”,一炮就轰塌了襄阳城楼,宋将吕文焕再也守不住了。

蒙古对宋帝国的胜利,主要得自技术上的优势,因为南宋在抗蒙战争没有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相反,南宋的战略和策略都很聪明:在战略上把蒙军拖在四川山区,以崎岖的地形阻遏蒙古骑兵优势,在东部营造水网系统和庞大的水师,各要塞通过水上相互支援,策动攻势,陆军以逸待劳、以守代战、步步为营。因为水军始终占不了上风,蒙元也就一直无法攻破南宋的水网系统,直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从阿拉伯人(实为欧洲人发明)那里习来了先进的火器和大炮,终于逆转了形势。南宋之败,败在技术之差,宋弩对抗契丹、女真骑兵固然绰绰有余,但对付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火炮的蒙古军,那就不够了。

尝尽了宋军弩箭苦头的蒙古人,对弩自然痛恨和忌讳到了极点。故征服中国之后,忽必烈下令:严禁汉人制造和使用弩机。到了朱元璋恢复中华的时候,宋弩基本上失传了。

由于诸多技术的失传,明朝研发的弩机,不仅种类稀少,而且粗糙,精度和性能都大不如前朝:明朝造不出宋朝的床弩,“诸葛弩”(连弩)曾令魏国骑兵胆寒,但明朝恢复的“诸葛弩”,威力大大下降,以致于不能用于军事,沦为妇女防身的暗器。明朝设计的弩机,机身笨重,上弦缓慢,准确性差,完全失去了宋弩的机巧凌利,因而到明末时已很少为军队使用。因为弩机技术的滑坡,明朝转而研发和引进火器,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明军的火铳种类很多,抵御北方蛮族中作用不小,晚明时引进和仿造的英式后膛加农炮,在抗清(后金)战场上显示了威力,但当时的火器受天气条件制约太大(明朝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没有滑膛枪的条件下,先进的加农炮缺了战车技术的支撑,和弩箭的掩护,严重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并不足以抵挡满洲铁骑的冲击。

以战斗力远不如末宋的晚明军力来看,即使没有李自成的造反和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当时中国的华北和中原也很难守得住,满清入关是迟早的事情。

本来,外族的统治不一定都是坏事。蒙古人的统治难道不比朱元璋的好?英国人统治香港难道不比邓小平统治好?最不幸的是,征服中国的建州女真(满洲),比起在西域和欧洲见过世面的蒙古人远不如,清朝的大部分时间,施行空前愚昧野蛮阴毒的锁国愚民类殖民统治,经过两百年的极端愚昧野蛮阴毒的统治,到鸦片战争前夕,不仅明末的火器成就荡然无存,中国的技术全面大倒退,看看古迹和文物的照片就知道:明朝的瓷器、建筑、城楼是何等精致,清代的又是何等粗陋;先秦、汉唐时期的佩剑、器械是何等精巧,满清的又是何等粗糙。鸦片战争前夕的清军,无炮、无弩、无车……倒退至连中国两千年前都不如的境地。

为什么在后起的欧洲技术大步进展的同时,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呢?有人归因于专制,但此说解释不了为什么战国七国中最为专制的秦国(秦帝国),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秦国(秦帝国)的技术始终是领先的;此论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为专制国家的沙俄,没有出现技术倒退的现象。

有人归罪于儒家,但此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日本的技术进步一直在进步,唐代时远比中国落后的日本,到明朝的时候军器和航海技术都大大超过了中国。

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的原因只能综合查找。综合来看:是官方的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共同造成了中国技术的倒退。

儒家有轻视生产技术的大缺陷,因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对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但认为这种负面影响非常大恐怕也夸张了,因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吸引,皇帝的一纸命令,并不能转换文明行进的轨道。因为汉武帝之后的皇帝,也有不喜欢儒家的:李唐皇室推崇道家和佛家甚于儒家,宋理宗以外的宋朝皇帝,也没有那么推崇儒家。由此可以推断: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某些的方面的技术有所衰退,但总的方面仍呈继续进步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技术上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国技术上的全面滑坡,始于成熟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唐朝。科举制度为平民知识分子精英敞开了跻身上流社会(参与政权)的大门,并促成了贵族社会的彻底瓦解,这一方面大有利于帝王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强力地把知识分子精英引上仕途,逐渐堵死知识分子的其他前途,并逐渐吞噬做官以外的荣誉感,既然“学而优”是为了做官,这就必然造就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社会风尚,在此风的侵袭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等从业者也就逐渐边缘化,一个社会,既然做官才有前途、做官才是“正途”,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群体,还有多少人愿去研习技术呢?还有多少殷实的人家,愿送子弟去研习技艺呢?

好在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还不象明清那样极端,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除了诗词文以外,还考察算学、天文、农工、乐府、医药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尚没有完全脱离技术,因此它对技术的作用并非纯然负面;但到了明朝开国时,朱元璋这个人文素养低劣的三麻子,为了巩固皇权专制,维护朱姓天下,居然把儒家中最为反科技、反人性的理学当作科举的唯一考试内容,从此科举制与经世致用学问完全脱节,基本成了腐儒的选拔机制,在理学科举治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的出路彻底被堵死,统统成了“下九流”,成了无地位、无前途、无荣誉的“三无”边缘人。这样的社会,技术岂有不大倒退之理?

满清亡华后,满洲统治集团以女真人特有的鄙劣、野蛮和阴狠,不仅全盘照搬明朝理学科举制的基础上,还嫌理学科举制愚民不够用,厉行空前锁国愚民殖民统治,其野蛮与愚昧,比之秦始皇、朱元璋百倍过之而无不及。

自康熙始,满清全面严禁汉人研发火器,连清军中的汉军都不准使用火器,发明家戴梓等技术天才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对于科技,康熙公然指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起学术”,并以之作为国策。

自顺治始,清廷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年,疯狂残害汉族知识技术精英,大批头脑活跃的士人匠人横遭杀害,才子吴炎惨遭凌迟,戴名世、金圣叹被砍头……秦始皇之后,*共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如此残杀知识分子。乾隆以编撰《四库全书》为名,对古书大肆“抽、删、毁、改”,以致于“清人编《四库》而古书亡”,明朝尚且产生了技术大家宋应星及其杰作《天工开物》,还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科技大家,经过满清康乾的统治,《天工开物》竟在中国消失,要到日本才能找得到。

满清空前精细刻毒的锁国愚民殖民统治,于历朝历代中最富效率地催生了大批奴才,在中国的浓重官本位文化上,再制造出空前的奴才文化。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中国包括技术领域在内整个精神领域暗无天日,人才凋零,文明退化,此与明末的济济的人才、活跃的思想争鸣、商贸技术的复苏回潮大相径庭,以致于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仰天慨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英国人不来,任由满清继续统治下去,中国文明倒退回北美印第安部落状态决非凭空想象。

综上所述,儒家所带有的反技术缺陷,对中国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科举制度才是导致中国技术倒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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