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后十垂帘:掌控宋代政局的女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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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临朝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朝代衰败的征兆,但是宋朝却不是。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享有较高的地位,在她们死后一般都有四字谥号。而她们也不负朝廷之托,常常对皇权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垂帘听政11载的章献皇后得到后世极高赞誉

大理皇宫之中,段正明将帝位传给侄儿段誉,诫以爱民、纳谏二事,叮嘱于国事不可妄作更张,不可擅动刀兵。就在这时候,数千里外北方大宋京城汴梁皇宫之中,崇庆殿后阁,太皇太后高氏病势转剧,正在叮嘱孩子赵煦(按:后来历史上称为哲宗):“孩儿,祖宗创业艰难,天幸祖泽深厚,得有今日太平。但你爹爹秉政时举国鼎沸,险些酿成巨变,至今百姓想来犹有余怖,你道是甚么缘故?”

赵煦道:“孩儿常听奶奶说,父皇听信王安石的话,更改旧法,以致害得民不聊生。”

………

赵煦道:“咱们燕云十六州给辽人占了去,每年还要向他进贡金帛,既像藩属,又似臣邦,孩子身为大宋天子,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难道咱们永远受辽人欺压不成?”他声音越说越响:“当年王安石变法,创行保甲、保马之法,还不是为了要国家富强,洗雪历年祖宗之耻。为子孙者,能为祖宗雪恨,方为大孝。父皇一生励精图治,还不是为此?孩子定当继承爹爹遗志。此志不遂,有如此椅。”突然从腰间拔出佩剑,将身旁一张椅子劈为两截。

……

赵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极,好极!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

次日诏书下来。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为汝州知州,派宰相去做一个小小的州官。

以上为金庸所著《天龙八部》中的一段,小说中这一段的描写信息量很大,辽宋战争、变法、党争、后宫干政一个不少,鉴于变法和党争谈论的太多了,这篇文章就来谈谈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后宫干政。

说起垂帘听政,从吕后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这三位太后一直榜上有名;说起宫闱之祸首推赵飞燕姐妹与杨贵妃,宋朝除了一个登上传奇榜的“狸猫换太子”外,也就剩下个李师师可为谈资了,但这是与历史严重不符的。实际上,宋朝是个盛产女主的时代,北南两宋加起来,一共有九后的十次垂帘听政,不但没有改朝换代,乱政危政,反而维护了宋朝政权的稳定,使皇位的交接与政权的过渡平稳,防止了统治阶级的内乱。不得不说这是个独特的现象。

女主临朝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朝代衰败的征兆,但是宋朝却不是。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享有较高的地位,在她们死后一般都有四字谥号(宋理宗谢皇后和度宗杨淑妃没有谥号,是由于她们处在宋末败亡之际而未能赠谥),而按照宋朝礼制,皇后死后只追赠二字谥,普通后妃根本没有谥号。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是太后们想垂就能垂的,宋代不断出现幼主,所以母后垂帘听政的情况相当普遍。就例如掌权时间最长的真宗皇后刘氏与英宗皇后高氏,两人临朝听政时间最久,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

刘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正是由于她的聪慧、警敏,使她在真宗朝时,就经常帮助真宗处理朝政。“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天禧四年(1020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正是有了这样的磨练,使得刘后垂帘听政后,能更好地辅佐年少的仁宗,治国安邦。刘太后在澄清吏治,兴修水利等方面,也有所建树。她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世赞誉其“于赵氏实有大功”。

高太后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但她同样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因而,宋哲宗时期是北宋最后一个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国势较强的时期。这与高太后的贤德是分不开的。高太后也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宋哲宗孟皇后,她曾经两次被废,却在宋朝面临重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两度垂帘。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宋皇室宗亲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张迫于金人压力登上皇位。在金人撤走之后,张邦昌失去了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北宋旧臣向他施加压力,张邦昌尊孟皇后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大臣胡舜陟,马仲又对张邦昌说:“政事当取后旨”。张邦昌便再次尊孟皇后为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帘听政”。孟皇后听政后,派遣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尚书右丞李回为副使,“持书奉迎”康王。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庚寅朔,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了南宋政权。孟皇后作为金兵灭宋后,皇室仅存的后妃,成为了宋朝的精神领袖,她的垂帘听政,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和人心,支撑着赵宋王朝的残局,更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宋王朝的重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孟皇后在赵构称帝后立即撤帘,功成身退。但不到两年时间,她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再度垂帘听政。在金兵南侵、宋高宗逃亡的过程中,发生了大将苗傅、刘正彦叛乱。苗、刘二人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于3岁的太子,并请孟皇后再度垂帘听政。孟后说:“今强敌(指金兵)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但为了稳定局势,孟后表面上还是答应了叛将的请求。她一方面对叛将“曲加慰抚”,加以笼络,一方面却派人秘密联络各地的勤王之师。不久,韩世忠率大军平定了“苗傅之乱”。孟后十分高兴,立即下制,请高宗复位。可见,孟后的垂帘对安定当时的政局,平定苗傅叛乱,起了关键性作用。

同样的,在宋仁宗与宋孝宗驾崩后,曹皇后与吴太后的存在就更加重要,吴太后虽然仅仅垂帘4天,却是孝宗驾崩、光宗内禅嘉王赵扩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稳定,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何宋代的太后们干政没有带来汉代外戚弄权的恶果,反而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虽然历朝历代都不希望看到后妃干政,为了防止后妃乱政危政,宋代制定了严密的祖宗家法。宋代吕大防曾说:“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制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 宋仁宗也曾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

要说祖宗家法之严密,有宋一代并不算最严厉的,明太祖朱元璋再严厉的家法也整治不了宦官专权,那是明代皇权太过集中导致宦官弄权的必然性。

有宋一代,太后专权却无法掀起风浪完全是受制于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

就如权力最大的刘氏当政之时,她和仁宗一起去慈孝寺,太后欲乘辇先行。参知政事鲁宗道说:“妇人有三从之义,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殁从子。”提醒刘太后不应走在皇帝前面,刘太后只得让仁宗先行。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刘太后谒拜太庙时,想穿上皇帝服装,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她下诏服皇帝所用的衮冕。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礼仪制度,参知政事薛奎用不无嘲弄的口气奏道:“若太后穿天子服饰,不知是像男子一样跪拜,还是使用女子的礼仪?”刘太后听了,哭笑不得,左右为难,终于不敢穿和皇帝完全一样的衮服。

还是刘太后当政期间,枢密使曹利用、昭文相丁谓、昭文相王曾、集贤相张士逊、参知政事任中正、枢密副使晏殊等,先后皆因忤太后旨意被罢免,然二府大臣等仍然时时与太后相抗争。宋代后妃势力始终没有失控,完全有赖于此。这种监督还带来另一层效果,碍于士大夫的监督,后妃往往对自家亲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以免他们仗势跋扈、酿成祸乱,或自身授人以话柄、招致朝野舆论的谴责。

这或许也算是权力制衡中的一种,然而当这种平衡打破后,没有宦官、外戚之祸的南宋开始源源不断贡献权相,或许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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