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民主墙事件秘闻 胡耀邦反对逮捕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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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魏京生被捕,胡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本文摘自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作者李锐,原题为《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

1980年春,习仲勋在广州与叶剑英(右二)、胡耀邦(右一)等交谈

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我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极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他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批判被审查,以后在叶剑英保护下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严重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比较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被周恩来、邓小平推荐到科学院主持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还有吹捧者甘做奴才)。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谴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缘,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权、人道、人格、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人民日报》人事更动,周扬愤懑而去世。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诬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这些反改革的活动,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闹了28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改革开放的文件,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逼他下台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悼念他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位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的作者共110人,都是耀邦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属。前面引述的事例多来自于此。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仍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经过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胡耀邦传》,是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这部《胡耀邦传》如能出版,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0月初

附言:

2005年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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