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竟是个饱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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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往往有意降低自己的学历,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更方便与群众接近。比如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后又去日本、欧洲留学,但他填写履历表时,却一直说自己只是中学学历;再如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及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尽管早年在湖南群治大学上过两年学,却很少向外人谈及这段经历,也不肯在履历表学历一栏标明自己是大学肄业。本文摘自2016年第4期《文史博览》,作者董寅生,原题为《江青的学历有多高》。

1967年,江青接见样板戏演员(图源:国家人文历史)

这些革命者之所以压低自己的学历,淡化身上的知识分子色彩,还可能与当时革命队伍中对知识分子的防范猜忌有一定关系。

徐向前在《徐向前回忆录》里讲到红四方面军对知识分子的“极左”错误时说:“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份,搞‘唯成份论’。……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那样的地步,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几人聊天,一旁的小参谋徐深吉(1955年获中将军衔)随口插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一愣:“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徐向前赶紧打岔:“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听徐向前这样说,张国焘才不再继续追究,倘若没有这句话,徐深吉或许会因为“还知道牛顿”而立遭整肃。

据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5年,江青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陈丕显、谢志成、张春桥。席间,江青询问陈丕显是什么学历,陈丕显回答是小学,张春桥回答是中学,谢志成是中专,也回答说算是中学。江青立刻引陈丕显为“同道”,颇为感慨地说:“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并表示,“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陈丕显回忆:当时“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江青虽然说自己只有小学学历,但她本人其实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后又在青岛大学、大夏大学旁听,她曾是梁实秋的学生,屡次向梁实秋请教。江青在青岛大学半工半读时,先后选修过闻一多的《名著选读》、杨振声的《写作辅导》、沈从文的《文学概论》,也与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接触甚多。尽管在此之前,江青并没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依靠自学,加上名师的点拨,在此期间,她的文学素养与英语水平都有较大的进步。

王行娟在《毛泽东的三次婚恋》中说:“客观地说,江青的确也是才华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

如果马虎一点,江青也应该算是大学肄业生了,假如用同等学力衡量,此时的江青恐怕已经相当于专科生的水平了。

江青尽管学历不高,但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几乎一辈子都在不停读书,可算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叶永烈写江青的文章透露:江青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她自己有一万来册藏书,可以从其藏书中选择要看的书,在狱中读过的部分书目如下:《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 《李长吉集》 《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义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 《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这里头,有诸子有楚辞有唐诗有宋词有“唐宋八大家”散文,有史书有笔记有回忆录,有字帖有画集,以中国书为主,也有外国政要的回忆,品位可算不低。

叶永烈认为: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所以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对此,笔者倒以为未必尽然,江青读书自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但她个人也一向都有读书的习惯。相比江青,毛泽东读书反而细大不捐,雅俗不拘,他晚年很爱看一些笑话,对一些世人以为低俗的传统小说也读得兴致勃勃。有关方面专门制作了大号铅字,为他印制了许多大字本笑话供其阅读,而江青读书的范围相对要拘谨一些。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管革命化放在第一,可是在具体操作环节,文凭逐渐成为组织人事部门最易把握比较的杠杠。从此以后,拥有较高学历成为干部任职升迁必不可少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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