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高棉的暴政看中共文革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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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因为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研究与探讨的压制,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的实质还缺乏清晰全面的了解,但中共在东南亚的小国——柬埔寨树立了文革的典范——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在中共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下,在不到十年之内,由一只数十人的乌合之众壮大成有数十万兵马的军队,并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金边,夺取政权,成为中共革命输出的成功典范。

被红色高棉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少女(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红色高棉的崛起与中共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他的组织基础主要在农村,当时柬埔寨农村封闭落后,农民生活贫苦,又缺乏文化知识,很容易被其煽动。在外部,除了中共的大力支援外,越南共产党为打赢越南战争,多次进攻柬埔寨,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相似,红色高棉的仇敌——朗诺政府与越共军队血拼数载,消耗了大量军力,这才给红色高棉以可趁之机。红色高棉内部也实行明显的个人独裁,波尔布特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与毛泽东在中共体制的地位相当。

中共大力支援红色高棉的出发点一是遏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二是平衡越南在该地区的势力,1975年越共统一全国,实力大增,并迅速与苏联接近,与中共关系日渐紧张,中共急需在东南亚扶植可以制衡越南的力量,红色高棉自然成为最为恰当的人选。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基于各方面限制无法全面实施的文革路线在柬埔寨很快落地生根。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交换。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立即下达命令,要求所有金边市民必须全部迁往农村,否则格杀勿论,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红色高棉以美国飞机将要轰炸为名,将全部居民驱赶出城,只许随身带着细软。结果金边变成一座死城,广大金边市民横遭厄运,落入深渊。波尔布特等人打扫金边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像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俨然是中共在50年代末建立的农民公社的翻版。

红色高棉建立的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 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全国只在金边有一个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

“1975年4月17日,打垮了美帝及其走狗,把资本家、封建残余、宗教信仰和个人财产等问题都‘解决’了,一举多得。现在,全国无论工厂还是农村,一切东西都是大家的。”“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所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管理和食用。社员家里除了必需的碗筷、衣物、桌椅、床和烧水锅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东西。”

1975年6月,波尔布特到北京来朝见毛泽东,听取指示。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这位忠实的学生一行。

在会见中,波尔布特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毛泽东则对波尔布大加赞赏:“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

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条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他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片面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分来挑选,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全面禁绝。

与毛泽东一脉相承,波尔布特也极端仇视知识分子,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全部赶下乡后分配做重体力劳动。

和中国的国情相似,柬埔寨国内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富人主要居住在城市,农村封闭落后,农民生活贫苦,这就给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造就了土壤,少数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就可利用农民的仇富心理,在农村迅速扩张势力,在给农民许诺一定的物质利益后,很容易就可获取农民的拥护。之后,在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发起对城市的进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目标。他们掌权之后也必然要推行均贫富的社会政策,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把富人也变成穷人,让大家都受穷。

当时中国和柬埔寨的农民都普遍是文盲,而城市里的富人则大多接受过现代教育,因此他们很容易把仇富演化为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认为现代文化是富人压迫自己的手段,知识分子是反动势力的同盟者。一旦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势力掌权之后,必然发起一系列“反智”

运动。

与中国一样,柬埔寨的农民也缺乏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传统文化在农村缺乏坚实的土壤,一旦以农民为主体的势力掌权,必然要破旧立新,为显示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对本土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打击,其结果是文化的载体——学校、文物、知识分子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农民意识的缺陷还在于盲目排外,红色高棉掌权后,也步中共后尘,实行极左的外交政策,红色高棉当时也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86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中只许12国派驻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只对中国、朝鲜两国特许),不得用电讯联络,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红色高棉不仅反美反苏,还恩将仇报,将对之有恩的越南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如同之前中共对于苏联的态度一样,红色高棉在国内大肆屠杀越南侨民,挑起事端,最后引发柬越战争,使得越南从红色高棉手中夺取了政权。

中共发动的文革发起的文革之所以没引起红色高棉一样的灾难后果,主要是中共在文革中保持了民众基本的生活,没有将其逼入绝境,与此同时,对于经济建设和基本的教育事业还是有所保留,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对于阶级敌人也不是像红色高棉一样一概处决,而是或关或批,留有分寸。

通过分析红色高棉可以看出,中共与红色高棉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自身带有严重的农民心态上的缺陷,掌权后,为树立自身合法性,必然发起一场以反传统、反现代化、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运动,这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实质和根源。

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但文革的余毒还在左右着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体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目无法纪、盲目排外,这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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