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的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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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的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但是罗马帝国崩解后不再整合,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本文摘自许倬云所著《历史分光镜》。

中国人想象中的大秦人,收录在明朝人王圻所著的类书《三才图会》(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东汉是一个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讫年份。然而,东汉上承秦代与西汉的典章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体,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纪。东汉帝祚之终在献帝之世,但是董卓进洛阳,天下开始纷扰,东汉代表的秩序已经解体,则东汉之崩解实际上应在公元189年。

罗马帝国,上承由罗马城邦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264年,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65年,罗马灭马其顿,确立地中海霸权,执希腊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掌握政权,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共和国改为帝国体制。公元第三世纪(公元193—284年),罗马帝国经历几乎长达一世纪的混乱,沿边烽烟四起,军人拥立皇帝,皇位更迭频繁,更有一年之内数易帝主(如在公元238年、253年等),内战不绝,政治败坏,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年)及Constantine(306—337年)才恢复治安。公元364年,罗马分东西两都。从此,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二。西罗马的正统至公元476年终止,东罗马则又延续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纪,西罗马北边与西边的日耳曼部族纷纷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权,欧洲终于出现了多国体制。以上西罗马变化,在时间上与东汉以至三国魏晋平行。东汉末年的扰攘,三国分立,以致五胡纷纷进入中原,中国长期分裂。两个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势也相类似。

西罗马衰亡是欧洲史上一大课题。从吉朋(Edward Gibbon)以来,论著不断。吉朋的经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对于罗马帝国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讨论:内乱外患,天灾人祸,都在不同的时期,扰乱了也削弱了罗马的国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综述了覆亡的几项原因。他特别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对罗马精神的影响。教会与国家两个分立体系也使罗马社会难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为罗马低估了边疆外族的威胁,指出罗马疆域内各地区利益与传统的多元性,也观察到文明腐蚀了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方式。

另一位罗马史的专家Michael I. Rostovtzeff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罗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罗马社会的分化,一方面罗马世家大族与一般百姓之间的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乡之间的对立。终于,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罗马,被底层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也从社会结构分析罗马的覆亡,却采取生产力的理论,以为罗马低效率的奴隶生产制是罗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将罗马覆亡归咎于战争的负担及军人势力的膨胀。A.H. M. Jones认为罗马早期扩张及后期的外患,导致罗马财政困难,及外重内轻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压力是罗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为自然灾害及生态变化,导致罗马帝国农业衰退,人口减少。

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节,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说明罗马帝国的崩解。用中国历史学家处理朝代覆亡的说法,末世的现象,必是天灾荐臻,政治败坏,内忧外患,人谋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并发症”,遂致天命改易。

东汉地方与中央之间,也是渐行渐远。地方大族逐渐根深柢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东汉州郡掾属是当地实质统治阶层,所谓“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东汉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都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青州先贤传》……诸书多已不存,但仍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汉代次级系统寻求自主意识。

东汉人口,极盛时也有四千余万,不下于西汉人众,但人口分布颇不相同。东汉末季,中原州郡人口减少,东南与南方大幅增长,内外的比重,非复旧时。西汉的州部,只是督察单位,刺史权位,不如郡守。但东汉州权大增,刺史统辖属郡,位同方伯。东汉分裂的形势已成。黄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经荡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阎安即劝他“推亡汉于已倒”,代汉自立。汉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乱已成,名豪大侠,州郡守将,风起云聚,四处举兵,汉代的复杂体系,在主轴解纽之后,中国分裂为五六个竞争单位,归结为三国分立……这种发展,正是不稳定系统崩解为若干次级系统的实例。

西罗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观。罗马由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城邦起家,东征西讨,逐步兼并了半岛上的各邦,然后统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卢,东并两河及尼罗河流域。罗马军团兵锋所及,无不臣服。在这一大帝国内,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这一帝国,也有空间的中心与边陲,也有层级的罗马与属地。但是,罗马的复杂体系,可称为“扩散型”的结构,与汉代的“凝聚型”极为不同。

扩散型的结构,离中心越远,中央控制越弱,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族属与文化均不同,颇像中国周代的封建,有国野的截然划分。地中海东部以及海东地区,原是希腊文化的世界,各属地有其各自历史传统,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举例言之,犹太人也是罗马百姓,但是犹太人治耶稣死罪,罗马的总督置身事外,让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置。这种次级系统,其原有的独立性,远较汉代州郡的自主性为强。于是,一旦罗马失去控制能力,这些次级系统自然纷纷脱幅,罗马的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了。

罗马的统治结构,原由城邦制度演变而来。奥古斯都改共和国为帝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统治阶层的参议院议员,其家族都是富贵显赫的上层。旧日罗马担任骑士的士族,服公职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晋入上层的机会。这一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其彼此隔绝,也迥异于汉代察举制作为上下沟通的情形。罗马各地城市,有市民阶层,城外则是农庄主人与辛苦劳作的农民。这三者之间,也缺少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于是罗马上下之间,本少交流,其结构是相当松散的。

罗马以殖民与戍军维持这一复杂体系于不坠,又以贸易将罗马生产的酒与橄榄油,换取各处资源。罗马不断扩张,壮者从军,内地生产只能由奴隶担任。罗马越是开疆辟土,其本土人口与总人口的比数越小;戍守在外的军团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这一扩散型的体系,终于外强中干,枝强干弱,一旦本土小有变动,各地必定寻求自主。罗马建立东都,原为有效的控制东土。然而,东都皇帝的利益在东方,渐渐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东罗马渐成为希腊化的另一势力,不但不是罗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国据地自雄。东罗马在西罗马覆亡之后,又延祚将及千年,其实已是另一政治体系。

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的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结构方面,是不够稳定的次级系统,勉强系附于主系统,一旦内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协调,即是失去运作功能。主系统失去控制能力,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络,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的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转输。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凝聚,成为稳定的结构。

相对于汉代的情形,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两者结构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结构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维系不十分稳定的次级系统。但是凝聚型的结构,终于有复合的能力,扩散型的结构则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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