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悲哀:经历蒙古满清苏俄的征服

撰写:
撰写:

一个民族被野蛮征服,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倒退或者这个民族文明进程的中断。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于经历了蒙古、满清和苏俄的征服,伟大的华夏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被一次次污染阉割,一些不孝子孙认贼作父,视祖先为仇寇,成为野蛮异族的奴隶而不自知。他们把征服自己的野蛮的屠夫当做自己的祖先,而将尧舜禹汤周公孔孟弃如敝履。他们与西方文化的精华宪政民主不共戴天,而把西方文化的糟粕乌托邦思想当做宝贝。本文摘自2016年7月21日博客中国,作者昆云山房。

从北京钟楼上眺望的鼓楼全景(图源:新华社)

历史上野蛮文明能战胜高级文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北方日耳曼蛮族灭亡罗马,蒙古灭亡征服欧亚大陆的金朝,西夏,南宋,西辽,花剌子模,罗姆苏丹国,古尔王朝,钦察诸部,罗斯公国,阿尤布王朝,满清灭亡明朝,阿拉伯征服波斯。欧洲是幸运的,没有被蒙古铁蹄所征服,因而得以孕育出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如果蒙古征服了欧洲,世界历史很可能将永远被野蛮所统治。对西欧幸免于蒙古之征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归功于俄罗斯民族的抵抗:"崇高的使命落到了俄罗斯身上。它那一望无际的平原耗尽了蒙古人的力量,使蒙古人的入侵就在欧洲的边缘上停住了。俄罗斯以它宽阔的、鲜血淋漓的胸膛,为欧洲文明抵挡了蒙古人野蛮的摧残和毁灭。只是因为而文明征服野蛮的事例又是一种历史演进的线索。“其实这只是普希金的自恋和吹嘘,蒙古铁蹄在征服俄罗斯以后之所以停步,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因为蒙古大汗窝阔台在进攻四川的时候突然死亡,将军们停止了进攻,一起回老家比拳头,争当大汗,跟俄罗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相反,俄罗斯人被击败后臣服了蒙古人几百年,基本蒙古化了,何来的阻止。黑格尔曾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痛心地评价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他们,出现于文明化了的时代的野蛮人,在几年之内突然地把罗马世界、波斯世界和中国世界变成了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和退去都像潮水一样难以解释,以至于人们只能将他们看做是上帝派来的对古老文明的一种惩罚。”可以说,被有些不知廉耻的学者美化的成吉思汗是超过希特勒斯大林等屠夫的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在没有被蒙古的野蛮文化征服前的宋朝是什么样的?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宋代的经济文化的繁荣,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窥见一斑:汴京的近郊,一片祥和的景象,疏林薄雾,农舍田畴,春寒料峭,有往城内送炭的小毛驴驮队。有柳枝成丛,嫩绿新发,行人往来,有踏青扫墓归来的轿乘队伍,有长途跋涉的行旅商人。汴河之中,巨大的漕船,或停泊于码头,或往来于河心,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上有一座规模宏敞的横跨无柱拱桥,以巨木虚架而成,结构精巧,形制优美,宛如飞虹。桥的两端是街市,车马行人,熙熙攘攘,有一艘巨大的漕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过桥。船夫们呼唤叫喊着,紧张的操作引来了桥头看热闹的人们。市区街道,以高大雄伟的城楼为中心,两边街道纵横,房屋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肢店、肉铺、寺观、公廨等。各类商店经营着罗锦布匹、沉檀香料、香烛纸马等各种各样的商品,另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等各行各业,显示着当时的繁荣。街市上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土农工商,男女老幼,各个阶层人物无所不备。而经过蒙古野蛮征服之后的中国大地是什么情景,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元代曲作家的作品就知道了,那是一片萧瑟的景象,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是“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宋代的繁荣被蒙古铁蹄踏碎了,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进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程度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并不逊色。蒙古帝国侵略中国,用了70多年的时间,分多次进行,先后灭亡了西夏、金国、大理、南宋。在蒙元入侵之前,中国境内包括南宋、金国、西夏、大理,共有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以上(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亿四千万)。到了公元1279年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中国境内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约7000多万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蒙古人的武力征服过程中,人口损失约60%以上。蒙古入侵宋朝时屠杀掉中国北方90%的人口,并且把汉人贬低为最低等级,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人类文明因此严重倒退。

蒙元用野蛮的草原游牧文化征服了宋朝先进的农耕文化,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崖山之战是宋朝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0万余人投海殉难,宁死不降。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文明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轻工商业和更加集权的制度,蒙元曾经试图彻底消灭汉民族,终于因为数量上的优势而作罢。

蒙元统治中国百年时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的摧残是深刻的,明朝建立以后虽然恢复了汉文化,但是,蒙古野蛮文化的基因已经影响了中华文明,这从元末明初产生的话本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文学描写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于元末,而《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于元朝,两书都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些书里对生命的漠视和人性的冷酷的描写令人震惊,权谋厚黑的思想,江湖盗贼的思想,造反有理的思想,在替天行道的旗号下滥杀无辜、滥杀孩子、滥杀女子、吃人肉、剥人皮等等恐怖的情形,都属“天经地义”。为了逼朱同上山入伙,吴用指使李逵把四岁的婴儿(小衙内)砍成两半,为了逼卢俊义上山,甚至进行“屠城”,这些野蛮的行为不能不说是与蒙元野蛮文化侵染没有关系。而对明朝的政治文化和民风民俗不能不说没有影响,但是毕竟明朝的主流是恢复中华文明,草原文化退居到大漠深处,明朝也创造出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高度繁荣的经济和文化。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亿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0%。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明王朝皇族二百多年的饕餮盛宴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造反大军的洪流中凄凉结束,又一个游牧民族乘机征服了中国。野蛮再一次征服先进。而这一次征服,不仅仅蒙元屠戮的惨剧又重复上演,更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的控制和禁锢,蒙元时期没有过的文字狱伴随着满清的大部分统治时期,只是到清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明王朝在清兵铁蹄进入山海关之前就已经在饥民的暴动打击下覆灭了,其标志就是是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大明王朝正式寿终正寝。而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残酷暴虐和血腥愚昧,史载“张献忠屠川”的残暴令人恐怖至极,而实际上李自成也是一丘之貉,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和后来的满清屠戮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的作为让民众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是促成满清借机入关中原逐鹿的直接原因。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人的造反和朱元璋起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朱元璋的打击目标是外族统治者,把汉民族和汉文明从残忍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民族解放行为,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只有破坏,大规模地破坏,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诉求,目标是抢劫财物和杀人,把人民群众杀得人头滚滚落地,做一个随心所欲的新皇帝。他们的造反暴行之下中原赤地千里,他们的行为没有促成民族解放,反而促成满清入关实施空前残酷的民族压迫,没有促进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进步,李自成自己要当皇帝,却没有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所具有的素质,只是一个流寇土匪头子的素质,最后导致落后的奴隶主女真进占中原,造成中国历史又一次文明的大倒退,中华民族从心理上被奴化驯化成唯强权是从,唯上是从的奴性族类。

满清在中华民族最孱弱的时候乘机入关,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以人口屠戮和文化禁锢的两手政策统治和奴化中国人。满清屠杀的人口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但通过一些史料推算,可以估算出约5000万人的死亡。有关资料显示,1578年(明万历六年)全国有人口6069万,因当时按照人丁收税,故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在一亿以上,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中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由于明末的瘟疫、大饥荒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清朝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而在清朝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6000万左右。所以估计清军入关导致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

满人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他们建立统治后大搞文字狱,歪曲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推行奴化教育,杀掉大批有知识的汉人士族,通过灌输奴才意识阉割汉人精神,这些军事和文化的野蛮征服,使华夏文明遭到进一步的摧残。满清除了禁锢汉族思想推行奴才思想之外,还大肆毁灭华夏文明,通过比如被誉为“古代科技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就被毁掉了,直到1920年左右被人在日本发现印刻版本并重新传回了中国。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吴晗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在满人肆掠杀戮的那个时代,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意义和种族意义上的灭绝行为,强行把草原野蛮文化植入汉族的文化基因。在这场文化征服中,千千万万的汉族百姓和读书人,不堪凌辱,以死抗拒。满清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屠杀汉民不计其数。这一血腥暴行为人类历史所罕见。秃头猪尾巴的丑恶形象从此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典型中国人形象。

清军入关战争烧杀三十九年才基本结束,战争使整个中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1645年(顺治二年),御史刘明瑛称:“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1651年(顺治八年),江西省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提到:“鞑靼(按:指满洲军)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按:指汉人)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大概就是从汉文化意义上,一个精英人群被奴化的民族,其存在的不过是其形体意义上的,而精神已经死亡。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第一次真正从制度层面开始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军阀轮流坐桩使政治权威消解,中国社会实现了一次新的重建,传统中华文明中一些良好基因有所恢复,西方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之风也在中国有了一定传播,学术自由的风气,公民精神的启蒙教育,让民族精神为之焕然一新,精英阶层在精神层面已经完全摆脱满清长期奴化教育形成的奴才意识,思想家、文化人、教育家、科学家、商人和乡绅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看看北大校长胡适和总统蒋介石坐在一起照相的那个架势,贵为总统的蒋介石诚惶诚恐,而胡适翘着二郎腿展现出一副名士的傲骨,成为那个时代绝妙的缩影。民国时代重新构建了中国社会,国家对外处于全面开放状态,现代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轻工业已可与外国资本同台竞争,造船、运输、建筑、冶金、汽车、飞机、电影等产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些方面与外国差距并不是很大了。比如造船,当时中国已经具有建造万吨轮的能力。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发展走在时代的前面,当时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享有牛津高级生地位。如今的华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也多是民国教育打的底子。像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跑去美国没几年,就取得了诺奖级科学成果。20世纪能够称得上“大师”的学人,也都是民国教育的成果。民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又一次呈现繁荣的景象,然而这一切随着日本的入侵而被打乱,中国完成历史性转型的机会又一次被丧失。强邻在侧,日、俄两国对中国虎视眈眈,早就开始侵略计划,但是日本后来是赤裸裸的出兵侵占,而苏俄则更加狡猾和富有心机,一面一块一块进行蚕食吞并,一面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实行另一种形式的征服。日本的征服中国的计划没有得逞,但是阴差阳错却让苏俄的计划得以实现。

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试图恢复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45年8月8日,苏军在三日内以极小的代价驱逐了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而时隔仅6天,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可以说,苏军进入东北,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等省各重要城市。替代了日军的新的占领军苏军展开了对中国东北战略物资的大劫掠。苏军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让东北群众十分恐慌。“老毛子”四处强暴妇女的行为,至今还让一些老东北人记忆犹新。苏军在东北的强奸比日本鬼子厉害十倍,中共高级将领卢冬生就是因制止军纪败坏的苏军被当街枪杀。事后中方不敢作声。作家萧军曾批评苏军的胡作非为,遭批判,“反苏”罪名背了数十年。中方曾向苏方高层通报苏军军纪败坏,苏方答复说“我们在德国就是这么干的!”在德国,苏军强奸了至少二百万德国妇女。据《陈诚回忆录·受降》一文载,“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在“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后,苏联竟“不以此项对案为然,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3)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1946年3月11日)抗战胜利时,东北三省的工业规模位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的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0%。但短短半年时间,苏联就将东北三省的重要工业设备和物资全部掠走,致使沈阳90%的工厂无设备、东北70%的铁路无机车。美国总统杜鲁门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苏联最终才被迫停止抢掠。——参考《跌荡一百年》。据统计,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亿6千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可耻的是,东北至今仍矗立着若干苏联红军纪念碑。

对苏军在东北的烧杀抢掠,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有意掩盖,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他进一步称,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1945年苏军入东北后,抢掠奸淫无恶不作。沈阳南塔村蔡家九兄弟为保护乡邻打死一名施暴的苏军士兵,1952年被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炎黄春秋)中国警察徐敬一、张玉清打死一名强奸中国妇女的苏军军官。当时大快人心,可是1952年,二人被揪出来五花大绑,拉到大台上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的大牌子,批判斗争,以“杀人犯”罪名处决(《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苏俄的征服是极为成功的,一方面他们攫取了大量的国土,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至今,中国被沙俄、苏联和俄罗斯占去的国土面积达588万平方公里。另一方面,俄罗斯把红色种子撒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至今仍然在享受着这个投资的成果。为了避免俄罗斯倒下,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一掷千亿美金豪投俄罗斯,不能不说与意识形态因素没有丝毫关系。然而,尽管中俄两国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常常抱团取暖,在意识形态上也持相同的立场,但俄罗斯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真正的领导者,更不希望中国继续拉拢渗透昔日的中亚联邦。俄罗斯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始终也是欧洲国家,并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与中国有着天然的差异。面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不安其实远远大过美国和日本,例如近年来在中国多次出手支持俄罗斯的情况下,在政治军事合作尤其是尖端武器以及石油天然气出口上,俄罗斯始终对中国保持高度防备,对中国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远东地区也十分警惕。这即有历史恩怨因素,也有俄罗斯善变贪婪等民族性的因素,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