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看齐意识”后的政治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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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各路大员,明星部长接连登场,作为体现中国“协商民主”、“共商国是”的场合,两会自然也就备受关注。而2017年作为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的“政治年”,两会之上,中共作为执政党所提出的“要求”,自然比往年也更为突出。从王岐山谈“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到“四个意识”不断强调,皆是如此。尽管中共一直要求参加两会的各路精英要加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但是这种强调是否“过度”,“与中央对表”的政策在传达、执行过程中会否走样,甚至影响改革进程,也引发颇多争议。

党媒军媒频提“四个意识”

3月7日,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刊文《代表委员热议向核心看齐》,用了颇多的篇幅描述了参加两会的人大、政协委员讲述遵从“四个意识”对于他们的基层工作是如何重要。《解放军报》亦刊登《丹心永向领航人——军队代表委员畅谈维护核心听党指挥》文章,称“维护核心是最大的政治,关乎旗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军魂”。作为中共最重要的“笔杆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这类文章很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尽管这种文章在海内外存在颇多的争议。

先来看什么是“四个意识”,这个政治术语,是2016年开始被中共提出,并作为对全党的要求贯彻的。在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中,“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中共十八大前就已常被提及,而“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则是十八大后新提出的。“核心意识”指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看齐意识”指的是“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简而言之,“四个意识”的内核就是要求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只能有一个“核心”,一个“中央”,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现实的需要

“四个意识”的出现是当下政治现实的客观要求,原因或有三。首先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案的警示。尽管官方一直没有直言,但是从各级党委反思党内不可“决不可自搞一套、阴奉阳违、搞独立王国”可以看出,胡锦涛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周永康等人搞“独立王国”或许让中共第五代以及习近平有了深刻的警醒,才会在十八大之后将加强中央集权,确立核心地位提上日程。

很多观察人士都感觉到,今年中国两会上委员们一直在频繁强调“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图源:VCG)

其次是深化改革客观环境的需要。在很多人看来,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无论是“啃硬骨头”还是“涉险滩”,都需要有中央权威,需要有打破体制内多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权威。尤其是“触动团体或个人奶酪”时,最需要中央权威。

第三是鉴于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历史,对于威权主义的尊崇以及中央集权模式的信任,是中国政治文化基因中的重要一部分。

体制成本上升 过度“看齐”遏制创造力

尽管种种理由似乎都在证明重视四个意识,强调向“党核心”、向“中央”看齐在当下似乎很有必要性,但是仍然难以消除一些疑虑和猜测,例如“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基层政府的执行过程中会不会走样,变形?

经过连续数年的官场整风,中国官员腐败现象得到了遏制,但是不能否认,基层官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县城乃至乡镇的干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天高皇帝远”“唯我独尊”的官僚意识,很容易用“北京管不到这里”一类的说辞对外搪塞,将政府变为“一言堂”,甚至将自己就视为一个地方的“南霸天”“党中央”。试想一下,如果他们在一些政策上歪曲、走样,但是要求其下属官员仍然向他们“看齐”,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极为恶劣。

其次,很多观察家还在担心,过于强调与中央“对表”,是否会抹杀基层政府和民间的“创造力”,尤其在当下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中。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从1978年中共正式决定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开始,风云激荡的几十年中,很多改革措施其实恰恰是在中央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由民间推动的。正如《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话:“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改革方式呈现。”

例如被视为改革第一枪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央在土地制度政策上仍然延续“大包干”,但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随后被邓小平认可,于是全国开始仿效。

同样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还是“两个凡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同样可以视为一场由下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在反思中国改革历程的书籍《激荡三十年》中曾引述一温州小吏的坦言,他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我们当然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是却无法将这种现实抹去,因为这的确是现实。

而对于1978年之后的那一届中国政府来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默许了这些“不看齐”的作法,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尤其是体制成本,宽松怀民,终于让中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今天的成果。

当然,今天已经不是1978年,违规的改革当然不能继续出现,但是过度向中央“看齐”所导致的地方层面缺乏创造力、创新力,整个官僚系统陷入一种固化和僵硬会不会成为新的问题呢?或许仍然需要保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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